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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wawa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发表时间:2018-05-24 11-05 作者:随风 来源:搜狐文化 【打印】 [浏览次数:]

   这个指导女性物化和驯化自己,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粉丝规模百万有余的所谓“情感专家”,这回居然将自己的“女性性别优势论”套用到慰安妇身上,观点一出,引发大量声讨,终于被封禁。

 
  但你是否注意到,如果今天不是因为她关于慰安妇的谬论触及大众容忍的底线,Ayawawa打着“达尔文主义”“进化心理学”等等名头的女性驯化理论和课程,依然在毒蚀一个庞大的女性群体。
  可以看到,即使在一直倡导男女平等的今天,指导女生应重归“三从四德”、女性必须依赖家庭和伴侣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说法和“专家”仍旧层出不穷,Ayawawa不是第一个,也未必会是最后一个。
 
1.
 
Ayawawa达尔文主义的漏洞
 
  Ayawawa为了宣扬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特意建设了一套理论体系,她总是以自创的MV和PU来衡量女性的“价值”。“MV”,即Mate Value(婚姻市场价值),用白话说就是女性要做到肤白貌美学历高,温柔贤淑性格好。
 
  “PU”,即Paternity Uncertainty(亲子不确定性),指的是男性潜意识里对后代的不确定感,也就是对繁衍后代的不确定感。PU越高,对男性而言安全感越低,PU越低,那么感情中的“忠诚度”也就越高。在Ayawawa的理论中,只有高MV低PU才是一段成功婚姻的标准,而女性最好找一些MV比自己低几分的男性,这样婚姻更稳定。
  而哪些方面可以降低PU?即不穿着暴露,不去夜店,不与异性勾勾搭搭,在职场上让位,把职场让给雄性动物,女性以“不求独立、不求赚钱”则为上乘。Ayawawa在她的所有介绍中,把自己这些奇形怪状的理论以及个人信条归结为「社会达尔文主义」。
  如今仿佛一个「达尔文主义者」就代表了冷酷、理智与洞察。然而达尔文主义真的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吗?早在2009年的一期《开卷八分钟》中,道长解读书目《一个达尔文的左派》时就曾谈及“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后来变成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像斯宾塞,我们国人也都很熟悉的一位思想家Herbert Spencer,把达尔文的东西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原来达尔文主义演化适用的地方是自然界的物种,但是有人开始把它拿来看人类历史,开始相信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就像大自然之间的个体与个体的竞争一样。
  而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或者是帝国之间的竞争,文明之间的竞争,也可以跟物种的竞争类比。在这个竞争里面,我们才可以求取进步,我们必须残酷地认定适者生存,不适者就要被淘汰。
 
  当年斯宾塞提出这个说法之后,当年在美国立刻激起很大的反响,在那个年代除了卡耐基之外,还有洛克菲勒,这些美国1910年代、20年代左右的大资本家都非常欣赏达尔文,尤其欣赏斯宾塞改造过的这套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是因为他们为自己企业的垄断找到了名正言顺的理由,“我们会压毁了很多的小企业,我们会吞并很多小企业,但是就像你灌溉一朵美丽的玫瑰,就必须要为它清除杂草一样。”
 
  除此之外,还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是谁?是法西斯、纳粹那些人。
 
  希特勒为首的这帮人就曾认为,人类就是要不断的进化,不断的进步,而在进化过程里面有一些次等的物种会拖垮我们人类,拖慢我们进步的脚步,所以我们要消灭他们,清理一下他们,就像清理花圃里面的杂草一样。
 
  但是所有社会达尔文主义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Natural fallacy,自然谬误的问题,自然谬误这个想法最早是来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
 
  他有个很简单的说法,也很有名的说法。这个说法就是我们不能够从“实然”推出“应然”。什么叫不能够从“实然”推出“应然”呢?即,我们应该把道德领域的事情跟自然事实两个领域分开。
 
  很简单的例子,从自然事实上而言,人类充满了欲望,男人天生很好色,但是我们不能应此推导出来,男人好色是合理的,甚至是道德的,所以他们就算有时候强奸女人,这也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符合人类动物的、自然的本性——这个说法明显站不住脚。假如今天说,我们的社会道德也应该建立在一套物竞天择的自然原则上,这不就是一个自然谬误?
 
  你先看到一个自然事实,物种会演化,然后就认为人类的道德也应该以竞争为上。正义不重要,强权才是公理,这样的说法就叫自然谬误了。社会道德是不应该套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原则,Ayawawa所谓的“达尔文主义”,适用的本就是自然事实,她忽略了文明社会中人类生活赖以存在的重要因素——文化。“「达尔文」所谓的自私指的是生物体上的基因,它的本性的表现,这跟道德无关,无关善无关恶,不能说是好还是坏。”道长在《一千零一夜 | 第44夜:自私的基因》里如是说。
  在我们人类生活之中,早就有另一种非基因的复制物存在,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人类的文化之中,也有一种像基因的东西一样,那就是文化基因,就是meme。这种meme弥漫在我们文化之中,它跟我们人的大脑的关系就像基因跟我们生物的活体的关系一样,它借着我们的大脑,通过我们的日常沟通来散布。
  由于人类有文化,有meme,因此我们就不再只是被动物性那一面宰制。
  比如我们动物性的那一面,本来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生孩子才对,都应该要结婚才对,都应该要有配偶。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复制我们所携带的基因。
 
   但是这个世界上自古以来有很多独身主义信徒,他不相信婚姻,他不要孩子,他独身,他出家或者当神父,或者他要隐修。这样的一种想法,这样一种文化上面的基因的影响,就使得他摆脱了生物上的限制。
 
  假如我们人的一切都完全受基因影响,那么我们人类行为的一切都还是跟动物一样。
  那么你何苦还需要辛苦地去追求女孩子呢?你拿根棍子把她敲昏了拖到山洞去不就得了吗?依照达尔文主义,似乎这才是最合乎人类本性的,追求配偶繁殖下一代的办法。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这么做?除了害怕违法,那就是因为我们是人——我们还被另一套观念宰制,被社会道德宰制,被一套文化上的基因宰制。
 
2.
 
社会开始虚无化时,就强调女德
 
  类似Ayawawa这样教唆女性物化或驯化自己的,Ayawawa并不是第一人。
 
  去年,江西九江学院举办的传统文化进校园公益讲座上,演讲者丁璇提及“女人衣着暴露易失身”、“女孩最好的嫁妆就是贞操”,“武警战士肩抗铁轨过火车”等等与女性有关的言论即在当时引发过热议。
 
  《圆桌派》第二季第6集,就曾谈到丁璇和她所宣扬的女德。
 
  她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可以说离奇到可笑,甚至让人怀疑她是否依然活在清朝:
 
  女孩最好的嫁妆就是贞操,这个必须讲,必须提醒女孩子们要守贞洁,这才能保证婚姻的福报,而且哪个男孩子愿意娶没结婚就堕胎、给人当二奶、做小三的女孩子呢?
 
  三从四德没有禁锢女人,都是教女人怎么才能做一个好女人,你怎么样做才能保证家庭和睦。不孝父母,不尊重丈夫,这能行吗?
 
  说总是挨揍的女人不容易生病,是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希望女人和丈夫发生矛盾时,不要动辄出手,要低下头,想想为什么会这样,一切都有因果报应。
  但就是这样的言论,还能拥有一票支持者,甚至能够堂而皇之地进入大学校园,举办全校女生都被要求必须参加的讲座。有时候我们会疑惑,“大清已经亡了”,现在已经是现代社会,为何这样的“女德”言论还能有一批又一批的拥护者?
  道长在《圆桌派》的讨论中提到这样一个现象——
  中国历史上面曾经有段时期,是五四之后就一直到建国后,大家一直都批判的一段时间。就所谓礼教吃人的那段时间,“礼教吃人”是我们通常拿出来当例子的之一,就恰恰是对女性的束缚。现在江南各地还有很多贞节牌坊,直到现在都还保留着,当年被封为就能够为她,地方为她立牌坊。说这是个节妇是个贞女的那种女人,大概都是些什么样的女人呢?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有这么一个老太太她守寡了60多年。她极度贞洁,她自己固然要守寡,但她守贞守到什么程度?她甚至有时候晚上会斥责自己,不准自己吃饭,要处罚自己。原因是她白天不小心看到有鸡在交配,这只鸡就是她家养的鸡在交配,她觉得太不洁了。
 
  后来她的孙子、儿子都觉得我们有这样的妈妈、奶奶,太了不起了。然后朝廷就封这真是节妇,特意为她立了个牌坊。但你知道,这些牌坊大部分都是什么时候盖起来?其实绝大部分是晚明,晚明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今天想到晚明,可能想到的是《金瓶梅》《牡丹亭》《西厢记》。
  道长就指出了,不能忽略的是,晚明其实出现了一个情况,即当时的社会秩序很受冲击,社会秩序实际上很紊乱。由于这种情况,当时的一些地方官,或是朝廷里的一部分人,开始很担忧整个社会,如果基础是建立在所谓的家庭价值上,家庭价值一旦受到冲击,这个社会道德观开始虚无化了怎么办?
 
  但凡一个社会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很奇怪,他们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要从女人下手,然后就管制女人。好好从女人抓起,就透过建立节妇,贞节牌坊一类的象征性事物,强调“妇德”。由此希望女人在家能够起到,从身体做起的约束,由此约束到整个社会的家庭秩序,让它稳固。
 
3.
 
家庭是女性的退路,
   也有可能是女性的绝路
   在《圆桌女生派》请来徐静蕾和蒋方舟谈到女性主义的问题时,窦文涛曾问过两位女性一个问题:假如能够再来一回,你还愿意当女的吗?
  徐静蕾坦然表示,当女性当然好,“进可攻、退可守”,社会对于男性的压力还是更大一些。蒋方舟也谈到,她认为女性最大的障碍,就在于她永远有一个比较舒服的生活方式在诱惑着她,“我干不成这个,我还可以当一个家庭妇女”。
  但是当家庭成为女性的退路,真的就从此一劳永逸了吗?
  在此,不得不提到一个去年横扫艾美奖的反乌托邦剧《使女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讲述的是近未来的美国,由于工业污染愈发严重,不育症越来越普遍,婴儿死亡率奇高。在恐慌和暴乱中,美国部分地区经历血腥革命后建立了名叫“基列国”的男性极权社会。
  在其统治下,由于女性的生育力“珍稀”,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成为国家统一管理的资源,并被送往红色中心受训。然后这些女性被分到各个统治者家中,成为统治者的生育工具。
  女人被迫回归“传统”,成为男人的附属品。
  她们被禁锢于家庭,不能自由外出,只能在家为男人做饭、洗衣,当然还有生孩子。在男人眼中,女人没有价值,有价值的仅仅是她们身上那个能为自己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子宫。“上帝赐予了你们生育的能力,生孩子就是你们的义务,而不是权利。”
  也许突然的某一天,作为女性的你就被赶出了工作的办公室。不是因为你犯了错误被辞退,而是法律规定:你没了工作的权利。不仅如此,你的银行账户也被冻结,钱可以转给丈夫或直系男血亲,就是不能自己管理和支配。
  《使女的故事》在去年上映,也被视为是对最近一次的美国大选之后,社会恐惧与焦虑蔓延的映射——他们普遍认为,公民的自由权益正在受到侵害,过去数十载、甚至几个世纪以来女性赢得的权利也在全面面临危机。
当然你可以聊以安慰的是,使女的故事只存在于小说、电视剧而已,官方定义中也将这本小说定性为幻想小说。但别忘了,《使女的故事》的创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不止一次地强调:“《使女的故事》中我使用的所有细节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换句话说,它不是科幻小说。”“而目前一切‘变得更加可能’(even more so)....”
 
  历史本身就证明了历史的重复性,或许《使女的故事》能让我们警醒的,就是历史倒退与重演。
 
   有时候我们总以为故事离我们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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