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销江湖的红与灰：解救、讨债、反洗脑与身份困境

发表时间：2017-08-14 11-08 作者：随风来源：大渡网【打印】 [浏览次数:]

　　反传销这几年，张东遇到过很多受害者的家人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孩子做一段时间就会出来了，不愿意花钱找我们。”

　　“反洗脑”

　　李旭“反洗脑”的主要目的是拆穿传销里的套路和骗局。

　　尽管每年劝说和解救上千人，不过李旭心里清楚，很难判断劝说是否成功。“就像医院一样，不能包治百病。”

每次劝说之前，李旭会试图取得对方的信任，并不会提让对方反感的“传销”二字，再讲述自己的经历，打破对方的心理防线。

　　接着他从数字上的漏洞入手，告诉受害者钱是如何分配，他为什么拿不到钱。再把相关的受害者资料展示出来，“一套流程下来，一般只需三四个小时候，受害者就开始意识到问题了。”

　　和李旭一样，蒋德胜掌握了传销的所有套路。比如进门前先电话通知，是为了防止被外人察觉；组织上层和下层不住在一起，是为了方便分赃等。

　　从2007年开始，蒋德胜曾在深圳当地五六十个城中村和三四十个小区内，成功对100多名传销受害者进行“反洗脑”。

　　有一天，他接到一个求助者的电话，对方告诉他自己所在的传销组织“骗来的都是农村里穷人”。蒋德胜为了取证，佯装求助者以前工作单位的领导，进去传销组织里“考察项目”。

　　待了三天，他掌握了传销组织的运作模式，人员和资金规模。出来后，他到当地的工商局反映了情况，提交了材料。后来，派出所用了两天时间把传销窝点“端掉了。”

　　从那以后，蒋德胜开始了解保险、直销的课程，看心理学书籍，甚至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他发现，“洗脑方式都大同小异”，陷入传销里的人都是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里赌博”。

　　天津静海，“蝶贝蕾”传销窝点内的墙面上写着“我们都是一家人”。视觉中国资料

　　在遇到蒋德胜之前，郑明敏还在传销组织里做着赚取千万元的美梦。

　　见到他时，蒋德胜并没有告诉他自己的职业，而是从早上10点开始一直聊天，相继推翻了他在传销组织里接收到信息，持续到下午6点。一天下来，郑明敏清醒过来了，“当时的感觉就像高考，觉得自己能考清华的，结果成绩发下来，发现自己连地方的二级大学都考不上。”

　　后来，郑明敏成了一名反传销志愿者。像他这样的受害者，蒋德胜救过上千个，分布于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他承认自己也有失手的时候，一些受害者被劝说出来后，又被传销组织二次洗脑。

　　蒋德胜说，反洗脑过程复杂，需要根据不同年龄阅历的人制定不同的方案。过程分为两部分，前期是从共同话题入手，拉近距离，目的是让对方认可你的能力学识人品；第二步引入正题，将传销说辞理论现象融合到逻辑性很强的一套系统中。

　　凌云劝导的方式，主要是剖析传销危害，分析其内幕，再加上一些典型的案例和现身说法的视频。“工作两到三个小时就可以让他对传销的危害有一个深切的认知和体会。”他还专门写了一本围剿传销的书，研究各种各样的传销形式、手法和动态。

　　和凌云的做法不同，张东通常会让受害者读十遍涉及传销犯罪的刑法224条，再讲传销里的工资漏洞，他曾经用这个方法解救了徐洪。

　　徐洪在银川的传销组织里待了三个月后，家人发现他的异常，电话不接，也不透露工作地址，被洗脑后的徐洪成天想着把朋友也骗过去。家人找到张东，花了两万元钱，把他从传销组织里救了出来。

　　某传销组织窝点内发现的“软件”，App里的内容均为传销资料。视觉中国资料

　　张东把他带到宾馆，花了8个小时反复跟他讲“刑法224条，传销里面的工资算法、漏洞和传销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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