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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为何会对政敌王安石说:“十年前我就应该追随您”

发表时间:2019-08-01 17-08 【打印】 [浏览次数:]

    苏轼一生“如鸿风飞,流落四维”,仕途几经浮沉;壮浪纵恣于儒释道三家,其心灵世界博大宏丰;擅诗、词、文与书法、绘画,乃至经学、史学、医药、水利等。苏轼可谓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

     在苏轼一生的经历中,他与王安石的关系颇为令人乐道。他们在政治上背道而驰,在官场上针锋相对,却在王安石罢相后与其多次会面,甚至产生结邻之愿。

    从“文人相轻”到“文人相亲”,苏王关系到底经历了什么?

     元丰七年(1084)六月从庐山下来的苏轼,继续东行,经今天的安徽而至江苏,于七月抵达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在这里,苏轼会见了罢相八年的王安石。这一对政敌的会见,也可以称得上是神秘的,宋人的笔记中对此事津津乐道,但关于两人相见的情形,与相谈的内容,却是异闻纷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苏轼于八月离开江宁府前,他们曾数次会面,相谈甚欢,其结果是两人都有了结邻而住的意愿。看来,对于从前的龃龉,二人之间已经互相获得了谅解。

     从年龄来说,王安石(1021—1086)处在欧阳修(1007—1072)和苏轼之间,都是北宋中期集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文化巨匠,而且按传统的算法,三个人都活了六十六岁。相对而言,政治上以王安石的影响为最大,其变法引起的争议使北宋历史进入“新旧党争”的时代。对变法不以为然的欧阳修提前申请退休,而他最为欣赏的继承人苏轼则终生被卷在“党争”之中。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思想和文学方面的对立或差异,也就成为北宋士大夫社会中最让人感觉意味深长的话题之一。

    一、嘉祐时期:“三苏”崛起

   宋仁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为“嘉祐”,从嘉祐元年到仁宗驾崩的嘉祐八年,大致相当于西元的1056至1063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欧阳修事业的鼎盛期,他的老朋友雷简夫给他写信,称他“以文章忠义为天下师”。雷简夫认为欧公在引导舆论方面的权威性已高于“九鼎”,所以他把潦倒了大半生的苏洵推荐给欧公,并责成欧公改变苏洵的境遇。不久后,欧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把苏洵的著作进献朝廷,并在自己主持科举考试时录取了苏轼、苏辙,欧公对“三苏”的崛起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看来,通过欧阳修的影响力,“三苏”才得以进入该时期士大夫社会的最核心圈。

      而在这个核心圈里,王安石已经存在,并声誉日隆。他在十馀年前的庆历二年(1042)就已考上进士,不过他不像“三苏”那样主动去跟欧阳修、韩琦等大人物结交,相反,他有意要保持距离,不愿去做他心目中“趋炎附势”的事情。他的朋友曾巩极力要把他引荐给欧阳修,欧公对他也很器重,但他始终只答应礼节性的交往。由于北宋中期的社会风气比较特别,他越是这样自谦、自守,大家便越是认为他“有道”,希望跟他交朋友,所以名声很大。但他本人对这种名声也并不在乎,因为他的志向不在出名与否。

     王、苏的最初冲突,发生在嘉祐六年(1061)苏轼、苏辙举制科时,冲突的发起者是王安石,他拒绝为苏辙撰写任命制书。可以看出王安石对“三苏”主动结交大人物的做法是相当反感的。他的观念里,“君子”做人不是这样做的。“君子”不屑跟权贵们交结,自己有一套主张,直接去说服“明君”,然后改造世界。有意思的是,王、苏冲突在二苏的笔下,经常反过来被表述成王安石这个权贵对自己的压制。在这个语境里,我们可以理解苏辙为什么辞官养亲,这等于在声明自己并不贪恋官职,指责时弊的目的不是讨好宰相。

    二、熙宁时期:苏王冲突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策划和实施“新法”。由于这些“新法”并不仅仅是针对具体事务的局部性措施,其整体的指向是要全面改造汉唐以来的体制,回归“三代盛世”,所以牵涉面甚广,在实施之初,宋神宗和王安石也不是一意孤行地发令,而是开诚布公让朝臣们讨论的。这当然也因为王安石对他自己的主张,从理论基础到推行方案,都已考虑甚久,而且一切为了国事,并无私人打算,故而颇具自信,一旦获得皇帝信任,便和盘托出,付诸公论,略无犹豫。但付诸公论的结果,却使朝臣们分裂为支持和反对的“新”、“旧”两党,形成“党争”局面,这样严重的负面效应,也可能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此年,苏轼正好为苏洵服丧完毕,与弟苏辙一起回到朝廷,于是必然地卷入了“党争”。就王、苏关系来说,熙宁时期是他们在政治上明确敌对、激烈交锋的时期。

     (苏轼)率先独立发表对“新法”的不同意见,是在熙宁二年五月讨论科举改革的时候,应朝廷的要求,奏上一份《议学校贡举状》。这是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文字。如果说中国的科举制度以“进士科”为核心,而“进士科”又可根据其考试内容,以王安石变法为界,区分为“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两段,则此篇奏议就是在变法之际,反对“经义取士”而为“诗赋取士”辩护的代表性文献。

    由于王安石的坚持,苏轼的意见并未能阻止科举改革的进行,但神宗皇帝看到这个奏状,确实马上召见了他。看来皇帝未必很重视他的具体意见,只是想鼓励他的参与的热情。但自此以后,史料上就连续出现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排斥苏轼的记载了。

    很显然,王安石已明确将苏轼视为一个政敌,加以排斥。作为政治家,为了顺利推进其政治改革,他要做的下一步是寻找机会驱逐这个政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引录了苏轼的同年林希写的一部笔记《野史》中的记载:

    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劾,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熙宁)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讯问。卖盐卒无其实,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轼至京。既无以坐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巧抑其资,以为杭倅,卒不能害轼。士论无不薄景温云。

    林希讲王安石有意要加害苏轼,想个办法驱逐他。正好朝廷要推举谏官,王安石的亲家谢景温就提个建议:“凡被举官,移台考劾,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被推荐的官员,把名单拿到御史台考核一下,如果这个人不合格,推举的人要被连坐。这建议表面看似乎有些道理,但大家都怀疑谢景温有什么目的。苏轼的同乡长辈范镇推荐苏轼担任谏官,然后谢景温马上调查苏轼,发现了问题。据说,以前苏洵去世的时候,苏氏兄弟运送苏洵的灵柩回家,在四川和开封之间,来回带了很多的货物,贩卖私盐。北宋的国家官员是不可以做这个生意的,你就算做得很规矩,作为官员也是品德不佳的表现。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证据呢?按北宋的制度,御史台其实不需要提供证据,这是御史的特权,叫做“风闻言事”,他只要说“我听说的”就可以提出弹劾,而拒绝交代信息来源。于是王安石看到驱逐苏轼的机会来了,“大喜”。

    熙宁三年(1070)八月五日奏上,第二天就“事下八路案问”。宋代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那么大,到八个路去查问,经过的州县都去查,询问有没有带货物去贩卖。查下来的结果,没有带盐,但是坐了官家的船。正好朝廷新任命了一位苏轼家乡眉州的地方官,州府派船到外面迎接新官上任,顺便把苏轼一起送出来。这个算是苏轼利用了公家的交通资源,坐了公船。这么一件事,当然没有办法定一个很重的罪名。但是就因为这一场风波,苏轼不能再呆在朝廷里面了,只好申请到外面当地方官,避开可能的迫害。按资历他可以当知州,但熙宁四年给他的任命是杭州通判。

   在熙宁年间的苏轼心目中,与王安石冲突是“大忤权贵”,而且他表示“断置已久矣,终不以此屈”,决计不肯屈服。所以,自熙宁四年离朝后,他继续在诗文中对“新法”冷嘲热讽,终于为“乌台诗案”积累起厚厚一叠“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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