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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理论下的赛博朋克时代

发表时间:2019-06-01 15-06 来源:凤凰网文化 【打印】 [浏览次数:]

   南阳“水氢发动机”新闻在最初被发布和被当作“科学创新”,在暴露了相关责任者、媒体平台记者和运营团队科学素养的严重缺失的同时,社会各界对其科学性一本正经的讨论,也颇令人费解。如果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气功”和“伪科学”狂潮,那么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水变油”的经典伪科学骗局居然还能成为新闻讨论焦点?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神话,造成了人类还在这里停滞不前?

  “反智主义”1962年由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在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提出,但实际上这并非是个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名词,只是一种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概括。多年来,对“反智主义”的批判建立在对“常识”的推崇和对“科普”的诉求上,仿佛“反智主义”的根基只是“愚蠢”和缺乏教育。这样的论断也许在需要由葛优亲自演绎现身说法才能够扭转社会观念的(电视剧《我爱我家》中扮演发明“水变油”的纪春生)的1990年代尚算成立,但在当代,似乎具备更加强烈而无形的力量,让“反智主义”不仅不再愚蠢,甚至成为一种难以辩驳的逻辑陷阱:当代的一种神话是,指责某些人或事物“反智主义”,反而是不具备开放思维的体现。

  实际上,某种“后现代”的“反智主义”,不仅不能被归结为愚蠢或是教育缺失,恰好来自理论前沿和知识分子,带有“反科学主义”的意味,而这一切都走向了当代某种流行甚至会成为时代缩影的症候:非人理论和人文主义的破产。

   不知不觉间,我们来到了没有霓虹灯的赛博朋克时代。

  正在开发中的游戏《赛博朋克2077》的官网截图。(波兰CD Projekt RED制作)

  知识考古学和科学主义的建构

  任何一种体系和思潮建立的同时都必然伴随着反思。随着古典学意义上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人类对世界的探索发现的需要,启蒙运动宣扬“理性”的一大具体实践,则就是对“科学”的定义和对“科学主义”的推崇:当代社会观念中对“科学”的普遍尊崇和尊重,也绝非自然产生、理所应当的,同样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建构过程。

  当我们谈论起“科学主义”时同样会疑惑于这一名词的模糊性。实际上,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和后来的科学史家们并不常用这个词汇,这个词汇往往是在当代理论家的笔下以被批判的性质存在的,宛若一个被构建出来的枪靶。粗略说,有两种不同概念的“科学主义”:第一种是本体论的,认为科学可以探索认识整个存在世界的运转规律并加以运用。法国“百科全书派”主将,《百科全书》主编达朗伯说,“宇宙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和一条伟大的真理”。后现代理论家们往往将此作为批判对象,从而渲染科学主义以自然科学方法统治人类一切认识模式的“霸权”行为,“反科学主义”、“非科学主义”的论述不绝于耳。

  米歇尔·福柯1966年发表的《词与物》和1969年发表的《知识考古学》看似石破天惊,实际上只是将当年启蒙运动思想家们进行的建构活动,重新揭露在早已认为“科学”不可辩驳的大众意识面前。福柯以“知识型”来将人类的知识认知体系概括为一种可以被分析、被构建和取消的客体,用语言学的方法发现了人类历史上各种“知识型”之间的系谱关系和内在的某种断裂——“科学”概念也绝非是先验存在的,以成功的分类方式、数学计算和实验结合的科学方法、和人类被认为固有的可作为获取真理的保证的“理性”这些元素共同组建了“科学”的神圣性;这种建构的理论基础,则建立在对“真理”本体论的确信上。

  有趣的是,真理的本体论本身就是被怀疑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激昂宣扬理性和科学的当时,就有如休谟这样的“不可知论”者,就组成科学方法和真理本体论的重要部分“因果关系”做出质疑——甚至可以说,20世纪从尼采、弗洛伊德等人开始的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根本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渊源,来自对于休谟不可知论的难以反驳。于是在这里,科学主义发展出了第二种面貌,即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即科学认知活动是人类目前最有效的,最准确的认知活动,我们也许无法做出对“真理”彻底的本体论证明,但我们从各门学科中获取的单一的、有限的原理综合起来,还是能够还原部分、甚至全部的“真理”。这正是康德用“物自体”理论对休谟提出的“因果关系”悖论的解决方式,而“还原”也是后来现象学认识论继承康德并期待超越康德的理论路径。

  不过,虽然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科学主义在思想根源上截然不同,但在实用层面还是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即科学主义的方法是最好的,是必须被尊崇的。这种殊途同归显然不能化解所有质疑:只要“真理”的本体论一天不被确证,“物自体”的阴影还笼罩在存在世界上空,“现象还原”和科学认识论就都有崩塌之虞。科学主义的建构在经过“知识考古”后实际上被证明是脆弱的,它反复被理论家和各种话术塑造为某种先验的存在,但福柯早已指出,一切知识体系都无法摆脱其实际上是被当时的话语和权力所掌控的事实。

  无论是真的“反智主义者”还是严肃的学者,都能够找到如下的一些事实:地心说、质量决定下落速度说、牛顿三大定律等等曾经被认为是自然世界最纯粹的“真理”的科学理论,随着时代发展和认识推进,都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善的。而这种“错误”并不会让人类的探索和建设活动完全的“南辕北辙”,它们在其“知识型”内部是自洽的,是被实践证明最“实用”的,在既定的时空范围内甚至可以被当作“真理”——这就更让人开始对启蒙运动以来对科学主义的先验性建构产生质疑:我们所知道的“常识”,究竟真的是“常识”吗?什么是真的,什么又是假的呢?认识论的科学主义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最优解”,真的就是唯一可行的路线吗?

  这也许是一个从人类诞生以来就被打开的“思想魔盒”,后现代理论则再度将这个幽灵还魂复生——而这些复杂的“反科学主义”、“非科学主义”式的思维实验和理论阐述,却又意外与“反智主义”和身份政治合流。如今欧美盛行甚至流传到国内的某些“反科学理论”,如“地球是平的”、“XXX病是假的”、“进化论是骗局”等等,已经不再是一句“破除愚蠢”能够解决,其背后是深层次上的人们对阴谋论的热衷、对阶级分化对立的情绪、对个人生活状态的不满、身份政治和平权意识的自我保护乃至对宗教传统的笃信。这些都成为当代全新的“反智主义”的理论根基。

  我们面对这样一种振聋发聩的质问:“你为什么只坚守你的科学主义信条,而不用开放、包容的思维去认识与你思维不同的事物呢?”在无言以对的同时,我们面对的将是这样一个永恒的问题:“后现代”如何不萎缩退化为“前现代”?我们究竟是否在“前进”,而“前进”本身又是否是先验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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