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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的生活

发表时间:2019-05-06 15-05 来源:凤凰网文化 【打印】 [浏览次数:]

   那时候,从北京迁出来的高等院校,有的往西南,有的往西北。往西北的合为西北联合大学,往西南的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昆明受到的战争直接威胁是空袭。人们就开始考虑到选择居住的地方,要分散,不要集中,要远离军事目标。人们就开始向城外迁移,用当时的话说,叫做“疏散”。先疏散到离城七八里的村子。后来又疏散到离城十七八里的村子,叫“龙头村”。这个村子是昆明郊区比较大一点的集镇,又叫“龙泉镇”。疏散到这个地方的人很多,有西南联大的人,也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还有北大的文科研究所。有些人就在老乡们的房前屋后空地上盖了简易的房子,同老乡们定下合同,将来走的时候,所盖的房子就无偿地归此地主人所有。这样,龙泉镇就成了当时的一个文化中心了。那时候有两个这样的文化中心,在东郊区就是这个龙泉镇,在西郊区就是大普吉,疏散到那里的大半是清华的人,清华的几个研究所就在那里。这两个中心,都是无意中自然集合而成,并非出于有计划的安排。出于有计划的安排的,是西南联大新校舍。西南联大原先借用了昆明的几个学校的校舍和几个会馆的房子。后来在北城墙外边弄来了一大片空地,在其上建筑了一些简易平房,虽然简易,可是应有尽有:有宿舍,有教室,有图书馆,有大饭厅,肝胆俱全。有了这座校舍,联大可以说是在昆明定居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日本向昆明空袭是从武汉出发,到达昆明是在上午10点钟左右。人们摸到了这个规律,就把每天活动的时间提前,联大也将上课的时间提前,到10点左右就把上午的课上完了。下午3点以后上课,这中间是准备空袭疏散的时间,一有空袭警报,师生们都向新校舍后面的一些土山上疏散。有座土山中间有道峡谷,我们称之为“一线天”,都认为那里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空袭时到那里去的人最多。有一次,一颗炸弹落在“一线天”门口,掀起的土把华罗庚埋起来了,幸亏很快就解除警报了,附近的人才把他扒出来。又有一次,一颗炸弹正落在西仓坡清华办事处院子里,有一位工友不幸遇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日本占领了越南,昆明本是后方名城,这时变成了前方重镇。日本向昆明空袭,改从河内出发,距离近了些,到得早了些,但基本上还是在中午那段时间内。后来美国空军飞虎队到昆明来了,日本的空袭渐渐少了。昆明街头出现一些洋人,他们的皮夹克背上印有“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十二个大字,这是恐怕他们降落到偏僻的农村遭到误伤。

  就当时的武器力量说,空袭昆明这样的城市的效力主要是心理上的。当时联大的学生,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他们的经济来源常常接济不上,生活困难,就只好在昆明找点小事做一下,可以说是勤工俭学。他们所做的事,大小都有,从坐办公室一直到当公共汽车售票员。当时昆明正午12时放午炮,有一个同学做了放午炮的工作。有一次联大赛足球,时间是正午12点,同学们看见这位专管放午炮的同学也来了,就问他:“你怎么有工夫来?”他说:“我要来看足球,就把午炮提前放了。”

  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师们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完了。教师们多是靠兼职兼薪,以为贴补。大多数的人是卖文,向报刊投稿,得一点稿费。能作古文的人,向当地富贵人家作“谀墓”之文,这样的生意最好,因为可以得实物报酬。到了抗战末期,联大一部分教授组织了一个卖文卖字的会。说是要卖字,闻一多还给我刻了两个大图章,以备使用。不过还没有开张,日本就投降了,我的图章始终没有用上。到1946年我们将要离开昆明的时候,教师们大都把原来从北方带来的东西在街头拍卖了。家属们坐在街头摆地摊,占了很大一块地方,持续几个星期之久。

  我家先住在龙头村的村子里,后来搬到一个旧庙里,那座庙修在村边的小土山上,已经没有神像了。这座庙有两层院子,后一层是龙泉镇镇公所,前一层的北房是一个公司的仓库,东厢住一对德国犹太人夫妇,据说男的原是德国外交部官员,被希特勒赶出来的。我家住在西边厢房里。旁边是个小学,叔明一度在院里设了一个油锅炸麻花,学生下课了就来买麻花吃。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约集了几家联大家属,自己配方,自己动手,制出一种糕点,名叫“定胜糕”,送到昆明的一家大食品商店冠生园代销。据她说,初次送货去的时候,还不敢说姓梅,只说是姓韩。还有一家眷属在云南大学及联大附近,开了一个小馆子。

   还有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传一时。他的兄弟是个银行家,在重庆,听说他吃耗子肉,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他买猪肉吃。其实潘光旦并不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好奇。也确有一些嘴馋的人,像云南的地方军队,就经常去农民家里打狗,把狗拖去杀了吃。有一次他们打狗,来到一个农民家里,恰好潘光旦就疏散在那一家里。他早年在清华当学生的时候,踢足球伤了一条腿,只剩下一条腿,以后走路总是架着拐子,可是能够照常上下楼梯、跋山涉水。这时他听见有军队来打狗,就出来拦住,问:“你们为什么打狗?”那个带头的说:“是上边叫我们来打的,吃了狗肉可以治湿气。”潘光旦说:“你们的上边是谁?”回答说:“是龙大少爷。”(龙云的长子)潘光旦说:“好了,龙大少爷我们都是熟人,你们都回去吧。”有个兵插嘴问:“你说你跟龙大少爷是熟人,你知道龙大少爷住在什么地方?”潘光旦装着大怒,用手一指,说:“你说话小心点!你知道我这条腿是怎么丢的!”那个带头的大概认为潘光旦一定是一个有战功的高级军官,就回头向兵们说:“走吧,走吧。”那些兵都悄悄地走了。在我疏散的那个地方,也有过这样打狗的事,可惜我没有潘光旦的勇敢和机智,怕的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就没有出来拦阻。

  当时周培源一家疏散得很远,住在昆明城外的西山脚下,离联大新校舍约有四十里。周培源只好自己养一匹马,骑马来到教室跟前,把马一系,就进教室,保证了按时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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