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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 、茅盾 、巴金 ......那些文坛巨匠的上海往事

发表时间:2018-11-10 15-11 作者:随风 来源:作家文摘 【打印】 [浏览次数:]

   1924年7月,老舍初次来到上海,稍作停留就从杨树浦码头乘轮船前往英国,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在空余时间,他为了解闷动手尝试写小说。

  翌年上半年,老舍描述北京各阶层市民生活及思想感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完稿。根据许地山的建议,他将此稿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收到来自海外的《老张的哲学》,一字一句地读完,觉得它虽然有点潦草地写于练习簿,但颇具新意,于是决定采用。

  1926年6月的《小说月报》“最后一页”栏目登出介绍:“舒庆春君的《老张的哲学》是一部长篇小说,那样的讽刺的情调,是我们作家们所尚未弹奏过的。”同年7月起,《小说月报》分六期连载《老张的哲学》;8月号登出的第二部分,按作者要求改署笔名“老舍”。

  1927年1月,《小说月报》再次对老舍的作品进行介绍:“《赵子曰》,那是一部篇幅很长的作品,也许至年底才能完全结局。《赵子曰》的作者,为写了《老张的哲学》的老舍君,而这部《赵子曰》较之《老张的哲学》更为进步,写的不是那一班教员闲民,写的乃是一班学生,是我们所常遇见,所常交往的学生。老舍君以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京学生生活,写北京公寓生活,是很逼真很动人的。”

  随着《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相继在沪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还于1928年出版单行本),老舍受到极大鼓舞。他很快又写出描写马氏父子在伦敦生活经历的《二马》,这部长篇小说于1929年由《小说月报》分七期连载。当年,老舍作品那十足的京味、生动的情节、风趣的幽默、深刻的讽刺,轰动了整个文坛。

  1930年初,老舍从伦敦转道新加坡归国,于3月抵达申城,暂住郑振铎家。郑振铎的夫人高君箴在《一个难忘的人》中回忆:“老舍先生刚从新加坡回国,来沪小住了约半个月,就在我家下榻。他是个勤奋的人,天天埋头写作,他的那篇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的最后两万字,就是在我家里完成的,后来就发表在当时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

  赵景深在《我所认识的老舍》中谈及:“我早就在《小说月报》上看过老舍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和《二马》了。但我初次见到老舍,却是在郑振铎的家里。老舍刚从英国回国。振铎请他吃饭⋯⋯他那晚清唱《黄鹤楼》,一赶三,使人能从他的声音中辨别出谁是周瑜、孔明和张飞,怪不得他这样会以‘对话’来显示‘人物’的个性。”

  那时,老舍听说赵景深将与李希同结婚,就毛遂自荐愿做婚礼的司仪;但因北平家中催他尽快返回,只好在4月4日给赵景深一封信,其中写道:“日内不得不搭船北上。你的婚礼因而不能看见,深觉罪过!送你一本小书,聊表贺意,请你原谅我⋯⋯” 

  老舍在北平只待了三四个月,就应聘去济南担任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国语研究所文学主任。1930年冬,他着手创作以“五三惨案”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明湖》。1928年5月3日发生的“五三惨案”,也称“济南惨案”,是日军在山东制造的震惊世界的血腥事件,他决定用自己的笔来揭露那令人发指的暴行。

  在《大明湖》脱稿时,他又寄给了《小说月报》。编辑部收到稿件后,拟在“新年特大号”上开始连载,并于1931年12月作预告:“《大明湖》心理的刻画,将要代替了行动表态的逼肖,为老舍先生创作的特点,全文约二十万字。”不料陡生重大变故: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沪发动“一·二八”事变,兵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一带;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中,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大明湖》也葬身于火海。

  老舍的《大明湖》毁于“一·二八”事变,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幸好,后来经过朋友们劝说,他曾将《大明湖》最精彩部分写成一部中篇小说,这便是《月牙儿》,被收入《樱海集》,于1935年8月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

  此可见,这位人民艺术家是从申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茅盾

  在景云里创作第一批小说

  1920年春,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茅盾与陈独秀结识。陈独秀刚由北京抵达申城,正着手在沪继续出版《新青年》杂志,茅盾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茅盾成为现代文坛最早的党员之一。

  青年茅盾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越来越频繁。茅盾因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平时同作者往来比较多,便被党组织任命为联络员。茅盾晚年曾回忆:“党中央因为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是个很好的掩护,就派我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暂时我就编入中央工作人员的一个支部,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则写’钟英’(中央之谐音)。我则每日汇总送到中央。”那时,郑振铎协助编辑《小说月报》,见茅盾信件特别多,就开玩笑私拆了一封;他看到内封写着“钟英”,以为自己知晓了茅盾女友的名字,再撕开则大吃一惊,它竟是中共福州地委给中央的报告。当然,郑振铎对此守口如瓶,一直没有泄露出去。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茅盾积极投入工作,曾奉命到广州担任毛泽东秘书。1927年冬,他重返上海,为了躲避反动派的“通缉”,隐居于虹口景云里11号半(今东横浜路35弄11号甲)。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石库门房屋,青砖青瓦,貌不惊人。然而,就在此处他有着不寻常的经历。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第一次和鲁迅进行了深谈。周建人在《悼雁冰》中回忆:“雁冰从武汉经牯岭回上海,躲藏在景云里寓所的三楼上。不久鲁迅也到了上海,先是住景云里23号,后来搬到18号,我则搬到17号。我的前门斜对着雁冰的后门。因雁冰不能出来走动,我就和鲁迅去看他,大家谈了很久。”

  这讲的是茅盾与鲁迅第二次见面,其间他们都回顾了自己的经历,畅谈了形势。最后,鲁迅说:“我在广州想和创造社造成一条战线,但没造成,现在到了上海,我还是要联合创造社,造成一条战线,来呐喊几声,破破大屠杀后的寂静。” 茅盾则说:“我要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我们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于是,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共同战斗在左翼文坛上。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创作了第一批小说。由于整个心灵曾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苦闷、迷惘缠住,脑海里不断浮现武汉那惨烈的一幕,他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笔。他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谈到:“景云里不是一个写作的好环境,时值暑季,里内住户,晚饭后便在门外乘凉,男女老少,笑声哭声,闹成一片。”

  他在很艰苦的条件下,相继完成《幻灭》《动摇》《追求》这三部带连续性的中篇小说,以广阔的场面、宏大的气势,描绘了大革命期间的社会现实和剧烈变革,刻画了那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和心路历程:“一、革命前夕的亢奋和革命既到面前的幻灭;二、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三、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

  它们视角独特,丝毫不回避历史教训,显示了作者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和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后来,在它们合起来出版时,将书名定为《蚀》,以表明书中写的人和事,就像月蚀、日蚀一样是暂时的,最后胜利是必然的。在景云里寓所,茅盾第一次使用“茅盾”笔名。当《幻灭》前半部分脱稿时,茅盾觉得当年的社会充满着矛盾,便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辑部的叶圣陶收到书稿,认为所署的“矛盾”一看便知是假名,提出不如在矛字上加个草头,更有利于掩护身份。茅盾欣然同意,《幻灭》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轰动,他成为文坛升起的一颗新星。从此, “茅盾”这个笔名一直被沿用,《蚀》“三部曲”连同后来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小说,使他名扬海内外。茅盾早年在景云里11号半住了将近一年,1928年夏他东渡日本后,它曾成为冯雪峰的寓所。因此处产生过文学巨匠的那些“第一”,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中颇为耀眼。

  巴金

  在霞飞坊编辑抗敌刊物

  1937年夏,巴金入住上海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927弄)59号三楼。在这里,巴金完成了《春》《秋》的写作。据巴金的《谈〈春〉》回忆:“1937年8月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我又把小说放在一边,和朋友们一起办《呐喊》《烽火》。“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巴金为了支持淞沪会战,决定在上海发起创办一份文艺杂志,联合同人“思竭棉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经过巴金和茅盾等自筹资金和紧张筹备,《呐喊》于8月22日在硝烟中问世。《呐喊》为周刊,由因战火处于停顿状态的上海《文学》社、《文季月刊》社、《中流》社、《译文》社联合主办,以登载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杂文、速写、木刻、漫画等为主,竭力呼吁民众行动起来,一致抵抗日军侵略。

  在创刊号上,萧乾发表《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申明“即使拿笔,也不再是‘做文章了’”,要用笔当武器;巴金发表《一点感想》,宣布将“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这其实也是整个上海文化界的共同心声。然而,上海租界当局屈从于日军的压力,在《呐喊》第二期刚出版时,便对它进行查禁。巴金毫不气馁,又着手筹备以新的刊名恢复出版。

  9月5日,第三期《呐喊》更名《烽火》,继续在沪印行。《烽火》系三十二开本,每期十六页。其《创刊献词》呼吁:“大时代已经到了。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要求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贡献他的力量。”该刊重点推出报告文学、通讯和诗歌,也登载短篇小说、杂文和美术作品,主要撰稿人有巴金、茅盾、王统照、郑振铎、刘白羽、靳以、杨朔、胡风、钱君匋等。它及时反映淞沪会战前线的情况,广泛报道各地的救亡动态,深刻揭露汉奸的丑恶行径,犹如为反抗日军侵略而熊熊燃烧的“烽火”。

  《烽火》

  巴金起初担任《烽火》社发行人(即社长),不久又兼管编辑。那时,他几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办刊上,并以《烽火》社名义出版“烽火文丛”“烽火小文丛”等丛书,竭力宣传抗战。为让书刊尽快同读者见面,他除了常在上海霞飞坊59号寓所挑灯夜战赶写有关文章,还屡次不顾敌机盘旋,亲自赴印刷所修改稿件、阅看校样。

  11月7日,《烽火》出版第十二期后,由于上海沦陷和租界当局阻挠,被迫停刊(翌年5月在广州复刊,改出旬刊,仍由巴金主编,至12月终刊)。这份巴金倾注大量心血的文艺杂志,虽存在时间不算太长,但为推动抗日救亡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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