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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人文精神

发表时间:2010-02-04 12-02 作者:张文立 来源:中国网 【打印】 [浏览次数:]

  墨学的品格,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圣王之道,以圣王之道为标准,衡量现实社会各层面形形色色的冲突,提出化解社会冲突的主张和措施,并在非儒中表现其主张的合理性,从一个层面体现了时代精神,表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

  第一,兼爱精神。爱是出自肺腑的最真挚的情感,爱是一种纯洁无私的奉献,是人间最宝贵的价值。墨子 兼爱精神,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宝库中璀璨的珠子。墨子从圣王之道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出发,审察社会、国家、人生的种种弊端、冲突和危机,追究其所以造成这些弊端、冲突和危机的终极原因是不相爱。兼爱与不相爱是社会治乱、人民众寡、国家富贫的决定因素和终极根源。这使爱具有了根源性和普遍性的价值。

  兼爱精神就是无私精神。无论是自己的父母兄弟还是别人的父母兄弟,自己的国家还是别人的国家,自身还是别人,都一视同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种无亲疏、无差等的兼爱,不是自私自利的爱,是平均平等的爱。这种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的爱。但在当时存有“亲亲”、“尊尊”的社会结构中,要推行墨子的兼相爱于社会,是不可能的。孟子的一句批判墨子“无父”的话语,被认为与禽兽无异,是有罪过的。但墨子的兼爱精神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具有强烈的社会价值。

  兼爱精神就是仁义精神。“兼即仁矣,义矣”。这虽出于非兼者言,然墨子的言行,处处行仁义。“兼”什么仁矣义矣?兼是兼爱交利。兼爱交利便是仁和义。“此仁也,义也,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爱人利人的仁义道德交往行为,既顺天意、得天赏,又是君子遵道利民,本察仁义的道德使命。墨子贵义重利,之所以贵义,是因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儒家对义的追求,它所蕴含、所达到的往往并非以功利为目的,而是道德理想和人格完善,具有超功利的内涵。墨家却利涵义中,利是兼相爱行为的准则,是“爱利万民”,从上中下以利天鬼人的价值,这种天下之利,是一种大利、公利,而非自利、私利。因此,大利、公利即是义,所以爱利兼举。

  兼爱精神就是天人顺应精神。人知天而顺天,天知人而爱人。“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天有邑人,何用弗爱也?且吾言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杀不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则天也。若以天为不爱天下之百姓,则何故以人与人相杀,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天兼爱百姓,关怀民众,惩罚杀无辜者,赐福行义积善者,企望百姓改过从善,这是天对人的一种善良的意愿,同时天把能否顺应天的这种意愿开放给民众,由民众自己来选择,给予民众自己决定自己抉择的权利。在这里天意与民众从善的选择是相知顺应的,但必须区别“杀”与“诛”、“攻”与“诛”的关系,杀的惩罚是指杀无辜,并非指杀桀纣等罪人。“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为什么他们应得天之罚,是因为他们“从事别,不从事兼”。所谓“别”,一是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二是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的三不利,是谓“天贼”;三是聚敛天下之丑名,非仁非义,憎人贼人。别相恶的反天之意,得天之罚,是合理表现,是诛,而非杀,杀无辜是不合理表现。在这里顺天意,实乃顺民意,天人互相顺应,以构建顺天应人的其命维新的国家。杀与诛,攻与诛的区别,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兼爱精神的深刻意蕴。

  第二,非攻精神。非攻是一种古代和平主义精神,是兼爱精神在攻伐事件上的表现,是仁与义的表现形式。非攻是基于对各诸侯国间命运的关怀,民众生命的关爱,财产、城镇、文物等的关惜,所以非攻与兼爱联系在一起。攻伐有义与不义之分,亦即兼与别之分,爱人利人为义,害人杀人为不义。

  公输般为楚国造成云梯,准备攻伐宋国。墨子知道后便起身到楚国去,他裂裳裹足地走了十天十夜,赶到楚国国都郢,终于见到了公输般。他对公输般说:北方有人侮辱了我,想请你去杀掉他。公输般不高兴,墨子说:我给你十金。公输般说:“吾义固不杀人”。墨子说:那很好。“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无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般服”。宋国没有罪过而攻伐宋,是不智不仁;知道不智不仁,而不争不得,是不忠不强;义不杀少而杀多,是不知不类。接着,公输般带墨子去见楚王,墨子对楚王说:今有一个人,不要马车,却想去偷别人的破车子;不要锦绣,却想偷邻居的短毡袄;不要米肉,却去想偷邻家的糠屑饭,这是什么人呢?楚王说:那是生了偷窃疾了。墨子说:楚国方五千里,宋只有五百里,这就象马车与破车;楚有云梦、江汉,有丰富的麋鹿鱼鳖物产,为天下之富,宋国连雉兔鲫鱼都没有,这就象米肉与糠屑饭;楚有长松、文梓、楠木、豫章,宋连大树都没有,这就象锦绣与短毡袄。这样看来与那个生了偷窃病的人又有什么分别呢?“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就是说攻宋是非义的行为。楚王说:善哉!不过公输般为我造了云梯,总得去攻宋。墨子与公输般以试云梯攻城的功效。墨子把几十片木片分成两份,一份给公输般,一份留给自己,作为攻守的工具;解下皮带,弯作弧形为城,两人一攻一守,一进一架,共九回,为九种攻守的方法,公输般歇手。后改为墨子为攻方,公输般为守方,攻守了三回,墨子的木片就进了城。公输般攻守都不赢,打消了楚王攻宋的念头,化解了一场国破人亡的、不义的攻伐。攻伐的义与不义,是攻伐的道德标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非攻便是爱人利人之道,使人、国家、社会获得富裕、和平、幸福生活的想望。

  第三,节俭精神。节俭表现为节约社会、国家物资、消耗、人力等费用、资源的行为,行为又受思想观念的支配。墨子的节俭思想观念,是出于对社会的腐败糜烂的忧患,浪费无度的痛惜,他继承和发扬夏禹不怕艰苦,终日乾乾、无私奉献的精神,并以夏禹为榜样。禹亲自劳动疏通河流,水里来泥里去,吃不好睡不好,搞得人腿肚子无肉,小腿上无毛,骤雨淋,强风梳发,为利天下,极为辛苦。后来的墨者,都遵禹道,以羊皮粗布做衣,穿木屐草鞋,日夜不息,以自苦为原则,不这样就不称为墨者。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墨子节俭精神体现其各种主张和行为之中。

  墨子认为,圣王治理国家和天下,都是“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衣裘、宫室、甲盾、舟车求其实用,而不要豪华。圣王之所以王天下,其关键就在于他们“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爱民利民,谨忠谨厚,这是夏禹的精神,也是节俭的出发点,只有如此,才能忠信相连,真正做到节俭。圣王制定节用之法:凡天下群百工,各使从事其所能,以能奉给民众日用所需即可。饮食之法:能满足人的充虚继气,强股肱,使耳目聪明的需要就可以了。不要极五味的、芬香等调料做的美食美味,不要远国的珍怪异物食品。衣服之法:冬衣暖和,夏服轻清就可以了。严格控制加费用而不增加民利的行为。

  墨子批判厚葬久丧,废除“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贵贱上下等级的差分,一律“棺三寸”,“衣三领”。死者既已葬,即“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一律从事衣食之财的生产,以不失死生之利。节俭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艰苦奋斗的动力,墨子的节俭精神及其理念,塑造和增强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终日乾乾,生生不息的精神和品德。即使在当今,对于人们也有警戒价值。

  第四,救世精神。墨子以其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救苦救难的悲愿,以救世为宗旨,赴汤蹈火,不辞生死。他的思想、情操、品行,即使是激烈辟墨的孟子,也称扬他是一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利天下主义者,他以利天下的救世为自己的使命和职责。兼爱精神、非攻精神、节俭精神、救世精神等是墨家之道的核心价值、精神理念和道德规范,体现了墨家之道之德的强大精神力量,凸显了道儒墨对于当时核心话题“道德之意”的不同理解和表述。正是道儒墨的差分,才构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智慧闪光的哲学理论思维的元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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