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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会自认是成功的父母?

发表时间:2019-05-29 17-05 来源:凤凰网文化 【打印】 [浏览次数:]

   琼·狄迪恩,美国作家、记者。生于1934年,20世纪60年代步入文坛。她在小说、杂文及剧本写作上都卓有建树,在美国当代文学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3年,美国政府授予琼·狄迪恩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唯一的女儿因病离世后,作家琼·狄迪恩陷入痛苦与纠结。悲痛之余,她以文字记录与女儿金塔纳的点滴回忆,以此与挚爱道别,获得走出悲伤的力量。

  她说,我们需要学会接受失去,就像接受偶尔的急流旋涡和每日的潮起潮落。

  她在文字中探寻生与死、情感与自我之间的关联:是否人们从根本上无法互相了解,甚至对彼此一无所知?是否因为我们的不同,使我对你的痛苦甚至离去的预兆置若罔闻?是否即便没有生死的阻隔,我们也不曾真正亲密?父母与孩子之间,究竟应该如何相处,日后又将如何相忆?

  我不知道多少人会自认是成功的父母。

  自觉成功的人一般会举出那些象征着(他们自己)社会地位的东西:斯坦福的学位、哈佛的MBA、常春藤联盟大学毕业生聚集的律师事务所的暑期实习。而不怎么愿意自夸做父母的技巧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会像念经一样重复我们的失败、疏忽、不负责任和各种托词。

  “成功父母”的定义经历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从前我们认为,成功的父母能够鼓励孩子进入独立的(成人)生活,“提升”他们,放手让孩子去飞。如果孩子想要骑着单车冲下陡坡,父母可能会象征性地提醒一下,冲下这个陡坡就会进入一个四岔路口。但归根结底,最想培养的还是孩子的独立精神,所以父母也就不唠叨,不过多地提醒了。如果孩子想去做一项结局可能很糟糕的活动,父母可能会提醒一句,但只提一次,不会再说第二次。

  我在二战期间的孩提时代便是如此。在战争中长大,就意味着我需要比在和平时代更强的独立性。父亲是空军的财政官,战争刚开始那几年,母亲、哥哥和我就跟着他,从塔科马的路易斯堡到达勒姆的杜克大学,再到科泉市的皮特森基地。日子过得并不算艰难,但想想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期间,生活在美国军事设施附近的那种异常拥挤、混乱不堪的状况,我的童年也绝不是安居无忧。

  在科泉市,父亲的停驻时间比在塔科马和达勒姆都要长,所以哥哥在周围转悠着交了朋友。我经常在精神病医院走动,录下我偷偷听到的那些对话,自己创作些“故事”。当时,我从来没想过,比起安稳地待在萨克拉门托,像其他孩子一样去上学,当下的日子是一种多么不合理的生活方式。

  但就算我觉得不合理,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世界正在大战。战争不可能因为孩子们的愿望有任何缓和或转移。孩子们容忍了这令人不快的事实,得到的回报就是他们可以创建自己的生活。这些孩子的父母面临的最好选择,就是任由孩子们自由野蛮地生长,而这背后隐含的影响,却无人去深究。

  战争结束了,我们又回到萨克拉门托的家。但家庭教育的主题依然是放任自流。

  我还记得十五岁半拿到实习驾照时,就觉得可以吃完晚饭从萨克拉门托开车到太浩湖了。要沿着蜿蜒起伏的山间高速公路开两三个小时,到达之后,我们又立刻转头开回去,因为车里的饮品都带齐了,再沿着来路开两三个小时回家。我开车消失在内华达的高山之中,而且还算是彻夜醉驾,结果爸妈一句都没有说我。

  我还记得,大概也是十五岁的时候,在萨克拉门托北边的美利坚河漂流,结果被大水冲进一个分水坝,然后拖着漂流艇来到上游,又玩了一次。对于我这样的行为,爸妈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现在实在是无法想象了。

  为人父母的行程表上,已经没有时间让你去容忍孩子这样大胆放肆的消遣了。

  尽管这种良性的忽略让自己受益,轮到我们当了父母,对成功的判断标准,却是我们能对孩子进行多么严格的监控,恨不得把他们紧紧拴在身边。

  夏竹丽担任巴纳德学院院长期间,应《纽约时报》专栏约稿写了一篇文章,建议父母多给孩子一点信任,不要对他们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大包大揽。她提到有位父亲,专门休假一年来指导女儿的大学申请准备工作。她提到有位母亲,亲自陪着女儿去见系主任,讨论一个研究项目。她又提到另一位母亲,说因为自己付了学费,要求校方把女儿的成绩单直接寄给她。

  “一年付三万五千美元,肯定是想得到一些服务的。”波士顿东北大学“家校联系办公室”主任告诉《纽约时报》的塔马·卢因。她的办公室主要就是处理家长事务的,因为如今的大学管理中,父母已经是无所不在了。

  几年前,卢因女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写了大学校园里代沟变小的问题。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家长们的问题,也指出了学生自己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一个月和家人的手机通话时间远超三千分钟。她似乎把自己家看作一个很有用的学术资料库。“我可能会给爸爸打电话,问他‘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是怎么回事?’这比自己去查找资料容易多了。他什么都知道。我爸爸说什么我基本都会信。”

  另一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被问,有没有觉得和父母太亲近了,她一脸茫然不解:“那是我们的父母啊,他们本来就应该帮我们。这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啊。”

  我们越来越觉得,这样深入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是特别正当的行为,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我们把他们的号码设为快捷拨号,通过聊天软件注视他们,追踪他们的去向。我们认为打过去的每个电话他们都要接,只要他们计划有变就要向我们报告。我们总是胡思乱想,觉得一离开我们的视线,他们就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新危险。我们会把“恐怖主义”挂在嘴边,彼此警告“世道不同了”“和以前不一样了”“不能放任他们干我们以前干的事了”。

  然而孩子总是要面临危险的。

  想想二战以后铺天盖地的广告,说这是战后的奖赏,是田园牧歌般的十年。你问问在那十年间长大的孩子。新车,新家电,脚蹬时尚高跟鞋、围着荷叶边围裙的女人从烤箱里端出一盘盘饼干,烤箱外面涂了珐琅漆,是象征战后“丰足”的颜色:淡绿色、金色、芥黄色、棕色、深橙色。

  这实在是最安全的时代了,然而也并不安全:问问那些在耽于幻想的战后世界中看到广岛和长崎惨象照片的孩子;问问那些看到死亡集中营照片的孩子。

  “这种事情我一定要知道。”

  金塔纳如是说。当时,我发现她趴在马里布的床上,藏在被子下面呆若木鸡,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她拿着手电筒,看着一本《生活》杂志的老照片选集,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找到的。

  她在马里布的房间,挂着蓝白格子的窗帘。

  我还记得她给我看那本书时,窗帘被风轻轻吹起。

  她给我看的是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为《生活》杂志拍的照片,主题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焚化炉。

  她“一定要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个。

  或者,你问问那个在一九四六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允许自己入睡的孩子。她得知六岁女孩苏珊娜·德格兰的命运,感到无比恐惧。那年一月七日,这个孩子被人从芝加哥家中的床上绑走,在水槽里肢解,然后一块一块地远远抛在北边的下水道。苏珊娜·德格兰失踪六个月后,芝加哥大学十七岁的大二学生威廉·黑尔伦斯被捕,被判终身监禁。

  或者,你问问那个九年后开始关注加州十四岁女孩史蒂芬妮·布莱恩失踪案的孩子。史蒂芬妮从伯克利初中放学回家的路上,像往常一样抄小道穿过克莱蒙特酒店的停车场,突然失踪了。她再次出现,是在离伯克利一千多公里之外,加州最北端的山野间,被埋葬在一个浅浅的坟墓中。史蒂芬妮·布莱恩失踪五个月后,加州大学金融系的二十一岁学生被捕,被控谋杀了这个小女孩,两年内定了罪,在圣昆廷监狱的毒气室被执行死刑。

  苏珊娜·德格兰和史蒂芬妮·布莱恩失踪与死亡的事件,都发生在激进的赫斯特报业为主要媒体的地方,所以两个案件都有广泛而耸人听闻的报道。种种报道都清楚地总结了一个教训:童年本质上就是危机四伏的。孩子弱小、天真,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随时可能死去。每个孩子都明白或者曾经明白这一点。

  正因为明白,有的孩子才会给卡马里洛精神病院打电话。

  正因为明白,有的孩子才会给二十世纪福克斯打电话。

  “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我才八岁,还没长大,从第一天到最后结案,我每天都在《奥克兰论坛报》上追踪事情进展。这种阴影跟随了我一辈子。”最近,有个网络记者回忆史蒂芬妮·布莱恩案件时这样写道。“我只能趁父母不在的时候偷偷看,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年龄的孩子不应该看凶杀案的报道。”

  成年后的我们,便渐渐淡忘了童年时的沉重与恐惧。

  你好,金塔纳。我要把你锁在车库里。

  五岁以后我就再也没梦到过他了。

  这种事情我一定要知道。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令她饱受折磨的恐惧之一,就是怕约翰去世,世界上只剩下她一个人来照顾我。如果沃森医生打电话来的时候,你没接呢?如果你没在家,如果你没能去医院见他,如果高速公路上出事了,我会怎么样呢?

  她怎么可能会觉得不是我来照顾她呢?

  我从前总是问这个问题。

  现在我反过来问:

  她怎么可能会觉得我能照顾她呢?

  她见证过我特别需要照顾的样子。

  她见证过我无比孱弱的样子。

  这种焦虑属于她,还是属于我?

  我了解到这种恐惧,是她暂时撤了呼吸机的时候,反正是在某个重症监护室,我也记不得是哪一个了。

  我说过,重症监护室都是一个样子。

  蓝白印花的窗帘,塑料管子里气体与液体的汩汩之声,输液管中的滴答滴答,肺里的水泡音,突然响起的各种警报。

  召唤医生的警报。匆忙奔来的急救车。

  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在她身上。

  应该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只有在那个医院,她撤下呼吸机的时间比较长,能够进行这场对话。

  你们留下了那么美好的回忆。

  是的,但回忆也会模糊。

  它们逐渐消融,渐渐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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