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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循祥评《清算》︱华尔街上空的人类学之眼

发表时间:2018-10-21 13-10 作者:随风 来源:上海书评 【打印】 [浏览次数:]

   时光回到2009年,如果我在第一时间读到《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Karen Ho,Liquidated: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我在香港从事居民社会运动的田野作业,写作博士论文时,一定不会有那么强烈的焦虑感(夏循祥:《如何拯救失败的田野作业?》,“学术与社会”公众号,2016年6月1日,http://mp.weixin.qq.com/s/bIxcKimiHz7y7JCr-NwMJQ)。对于如何在复杂、流动的当代都市做一个有关职业/行业的田野作业,《清算》给予了我非常清晰的指引和方法论正当性证明。然而直到2017年,我才知道存在这样一本书。在今年阅读中文版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自己当时的田野作业是如何歪打正着的。

  《清算》(以下如未注明皆为该书中文版页码)的题材、内容和理论在美国或许已经屡见不鲜,但在中国人类学界,它绝对是一本令人眼界一新的著作。传统上,它属于经济人类学范畴,但如果想要抢占某个商标的话,它属于一个在国内尚无人涉足的“金融人类学”。正如作者何柔宛所言,人类学似乎一直声称自己对研究强大者无能为力。然而,她通过雇员、朋友和田野工作者的三重身份,将地理意义上零散而流动、职业意义上封闭性和专业性都很高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变成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从华尔街人的“日常生活”透视了华尔街的象征意义——当前掌握全球经济命脉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内核。无论是选题的视角、田野作业的难度,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地带“学习”(studying up)的勇气和作品的深度,都值得中国人类学界学习。

  华尔街有什么故事?

  对于那些习惯了从民族志里读到不同人群有趣故事的读者,满是经济学与金融业词汇,且没什么故事的《清算》并不好读。如果诉诸传统人类学话语,追问该书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大概可以这么说:美国纽约市有一条华尔街,里面聚集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形成了一种“聪明文化”,他们因此牢牢掌握着全球金融市场的领导权并代代相传。他们创造了一个“股东价值”的神话,却并不关注企业本身是否能够为股东创造真正的价值,而是渴望着尽可能多的交易。他们薪酬体系的主要原则是:交易越多,奖金越多。因此他们在看得到企业危机并有能力制止危机的时候,所做的是以金融创新来包装危机且售卖危机。最后,他们成功地从危机中脱身、跳槽,而全球普通人则因他们的“聪明”而饱经磨难。

  让我们从“聪明文化”谈起。这是一种由名校、声望行业之间的对接而形成的“领导权”(第一章)。聪明人组建投资银行,通过一系列展示完美生活方式的招聘流程,招募到一群聪明的年轻人为其努力工作。常青藤学校的学位即“聪明人证书”,进投行则成了藤校学子的惯习。几乎每个聪明人身上都带着遗传因子,以进华尔街为荣。然而,等他们真正入职之后,便轮到了显然“更为聪明的资本家”对他们的剥削和授权,通过“金钱精英制度”(181页),以晚餐、车辆接送服务等各种小利益,以及高额奖金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努力工作到“即将崩溃的极点”(153页)。甚至有人在婚礼前一晚还要工作到凌晨三点(195页)。而这种聪明文化也奠定了华尔街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以及这群聪明人的全球专家地位(第二章)。

  “股东价值”是华尔街的核心概念,已然成为了一种不证自明的意识形态。它是何柔宛在田野研究中听到最多的习语(211页),也正是它使华尔街的利益合理化。何柔宛梳理了股东价值的历史叙事(第三、四章),指出它不过是一个“暗箱”。在过去几十年,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引发了一场美国社会经济组织的革命。金融精英行动者创造了“股东价值”,将其确立为华尔街的日常话语和世界观,形塑着一代又一代聪明人如何使用聪明才智。华尔街投行家认为自己的一个重要角色即“市场中的行动者”:他们创造流动性,快速创造、分配金钱以实现后者的最优使用(387页)。他们扮演着“投行家和企业领导者”的双重身份,在经济中具有指导性地位,“直接反对国家对市场的监管,通过投资来营造一种代理机构的外表从而消除在公司治理的控制权上的争议,同时消弭工人运动”(297页)。然而,极端注重股价的行为,实际上暗中破坏了公司的生产力和健康,还会给企业整体工作造成损失。1980年代华尔街主导的收购运动,并没有解决企业面临的组织和生产问题,公司的实际生产能力下降了,预期的协同效应往往没有实现。就这样,企业财富从过去与公司利益息息相关的多个利益主体,转移到了少量的所有者手中(241页)。

  华尔街自我概念的另一个核心是“工作的不安全性”(第五章)。市场使裁员合理化,而华尔街的裁员方法是瞬时性的和绝对的(369页)。即使在股市繁荣时期,裁员也必不可免,因为牛市亦是高度竞争和充满悲观气息的(380页)。通过小范围定期裁员,投资银行得以远离媒体的关注。在这种碎片化和临时工化的职场环境,换工作不仅是家常便饭,还导致了“品质的销蚀”(391页)。每个人对裁员都越来越麻木,“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靠自己顶住到来的冲击”。不过对于大多数“中台”和“前台”的员工——那些“成功”的雇员来说,失业只是暂时的状态,不需要再就业服务就能找到工作(351页)。即使他们会在某些时候被毫不犹豫地炒掉,但他们从不为此担忧,因为下一份工作总在等着他们。

  华尔街人能够预测到危机,但他们却选择维持这种有助于产生危机的价值观和实践(458页)。这取决于他们的薪酬机制(第六章):尽量多地达成交易,增加交易经验,在股市上涨的时候,项目比较容易卖给企业,如此就能在下一轮裁员之前,从新职位当中尽可能赚到最多的钱(459页)。华尔街的绩效奖金制度以物质形式激励着投行家互相竞争而无所不用其极,只为获取更多的交易,带来更高额的奖金,寻找更具利润的业务,劝说更多的人投资到基金和股票市场中(460页)。然而,哪有真正的市场?投行“就是”市场。投行精英自己创造出了市场,创造出了金融工具。

  本书最后揭示出,金融资本主义并非像投行家宣扬的那样,在创造财富,毋宁是对本身就不公平的财富积累进行更加不公平的分配。由于华尔街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地位,其金融产品也借力于持续的全球化吹捧、营销和杠杆操作,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然而这些“被股东价值的意识形态合理化”的金融产品其实缺乏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它们的存在不过是为了使投行实现增长并占据主导地位(513页)。“全球”只不过是他们眼中的一种补贴,一种对抗自身杠杆实践的保险政策,甚至是“一种人质”。华尔街导致的危机因此也是全球的:就像投资银行引发了1980年代的垃圾债券崩盘、储蓄和信贷危机,1990年代的新兴市场垮台、网络泡沫破灭、安然公司破产那样,相同(或者类似)的文化性实践也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火上浇油(473页)。

  这部华尔街民族志使普通人有机会重新认识和理解国际金融市场、制度和行动者三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人类学独有的洞察来告知人们:为什么华尔街越有钱,这世界欠债的人就越多。

  我不知道何柔宛与当代著名的公共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是否有过交集,但两人的工作仿佛商量过似的高度互补:前者的《清算》从华尔街内部分析现代金融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日常运行本质,后者的《债》(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则综观历史全貌,梳理人类经济活动的道德内涵,反思从债的观念发展出来的金融资本主义。两本书的出版仅相隔一年多,目的都是要揭露当代资本家与资本主义是如何攫取世界上大部分的财富,让许多人都背上债务的。

  全球化导致的不平等已经成为全球普遍现象。美国资本主义所引导的金融自由化、日常生活金融化,实际上就是政府和金融机构合谋,以确保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债务之中:“连动债、次贷危机,以及被包装成不同商品的债务风险,不断连接各种财务杠杆。虚拟经济的泡沫破灭后,受苦的都是中下层,以及从头到尾搞不清楚状况而被牵连进来的世界金融体系。”(吴宗升推荐序,《债的历史:从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负债时代》增订版,罗育兴、林晓钦译,商周出版,2018年,11页)2009年,在香港的多次游行活动中,普通投资者都高举向“雷曼兄弟”讨债的横幅,要求政府出面解决他们的损失。然而所谓的民主已经被骑劫,沦为金融精英的附庸。处于破产边缘的大银行因为“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可以享受政府的解困措施,普通投资者却随时背着负资产,缴不出房贷的失业者亦面临着被扫地出门的命运。

  华尔街人的聪明,不过是人类的大愚蠢。格雷伯认为,当代经济在债上过度发展,无视人本身的价值,社会底层不但被忽略,甚至还要被迫为由上位者的金融游戏造成的国家危机负责。在这个股东价值被神话化的虚幻世界里,薪酬是流动的,工作是流动的,财富是流动的,最终导致的灾难也是流动的,而且是全球化的。“金融世界的律令持续诱惑我们追求平等的掠夺,用最纯粹的利益计算来看待世界。”(《债》,446页)

  格雷伯的另一个身份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参与者和精神领袖。他从债务的历史观察者,变身为抵抗不义债务的直接行动者。占领运动提出“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口号,号召百分之九十九对抗百分之一,抵抗全球不公义社会。运动随后蔓延到全球两千七百多个城市,以金权政治、日益恶化的社会不平等与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债务的剥削和分配为主题。由于参与者主要是年轻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债务人”的一次反抗运动。虽然有很多人评论这是一场没头没脑的闹剧,但它至少把“金融工具的操弄、贫富差距和债务的问题”搬到了前台,让世人有机会看清:凡是有益于华尔街的东西,绝对不利于整个美国,更不利于整个世界。因此,大卫·格雷伯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2011年度百大风云人物之一,《债》更荣获美国文化人类学学会2012年的最佳专书奖。

  对于博士研究期间一直处于方法论困惑之中的我而言,《清算》的导论“人类学走进华尔街”是最有启发性的一章。考察何柔宛的方法是我写这篇书评的初衷。

  对于都市人类学者,局内人(insider)的学术伦理与局外人(outsider)的田野深度,始终是一项艰巨的两难挑战。没有局内人身份,绝对无法洞悉华尔街如何影响全球金融,但若“卧底”调查又会面临伦理困境。

  1996年,为了接近投行精英的生活世界,何柔宛通过多轮面试成为华尔街信孚投资银行的一名内部管理咨询师、金融服务咨询顾问。这种为研究而工作的经历,常常被田野作业者称为“预调查”:“我既遵循了社会学先例,又遵循了人类学的伦理规范,因为我没有偷偷摸摸地进行民族志的研究。”(34页)1997年1月当她的团队被裁员的时候,她又被副总裁选为“裁员同伙”,继续工作到1997年6月。因为她清晰地知道自己的研究目标,所以非常积极和深入地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由此熟悉了华尔街的日常运作。在失去局内人的身份之后,何柔宛又进行了十七个月的正式田野调查。但此时,她只能以访谈为主,部分“伪装”地参与行业会议、小组讨论、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交活动(43页)。何柔宛提到了“局外人”开展田野调查的困境:“因为我没有获得在办公室‘闲晃’的投行官方许可。采取这种策略会使我被直接丢到公关办公室去。”尽管她能够从大型活动和会议的闲聊中获取大量非正式的轶事,但不幸的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或者能够坐下来进一步深聊,只能通过电子邮件和他们沟通(45页)。

  如果把田野调查划分为参与观察和访谈两部分的话,二者在何柔宛那里,时空上是明显分离的:她的大多数观察都是在预调查期间进行的;正式调查期间,她与华尔街各大投行的专家有过上百次深度访谈,记录下来的田野调查大都集中在投行家的“谈话”上——这是她的研究所围绕和问题化的部分(60页)。她很清醒地意识到,仅关注官方言论在方法论上存在局限性,会很容易把受访者所说和所做分离开。何柔宛的处理方法是:“我试图将我的观察、田野的笔记以及我的所见所感——这些感想是我的社交网络、华尔街的工作和田野工作的特定混合——都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而将这种‘行动中的世界观’里的互动、裂缝与摩擦整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61页)

  上述田野经验至少说明了三点:一,都市人类学者必须通过长期、深入的内部人身份来有效地收集资料,以弥补社区感的不足。二,参与观察可以和访谈分开进行,长期且深入的参与观察是访谈和写作的前提和基础,而访谈则使这些观察得到深度阐释或理解。这两个维度的深度使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有别于其他文化研究的民族志。三,局外人身份对进入田野的限制大于局内人的伦理困境,因此都市田野作业者必须首先解决如何深入田野成为局内人的问题。

  日常生活的意涵,另一个值得玩味的地方是,《清算》英文书名的副标题为“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直译过来应该是“华尔街的民族志”。译者可能担心“ethnography”的传统译法“民族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选择意译为“日常生活”。这一翻译恰恰揭示了该书的一大特点,即书中几乎没有传统民族志的“日常生活”——而我写博士论文时最大的焦虑就是:“我的田野没有日常生活!”

  一般而言,人类学田野作业者应该参与和观察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在传统的村落社区或部落研究中,日常生活是十分字面意义上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鸡毛蒜皮。但今天的人类学田野,尤其是以复杂都市社会,比如金融制度(特别是虚拟经济)的运行过程为对象的人类学田野,“日常生活”之所指自然有所不同了:日常生活乃研究对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发生的主要运转。虽然何柔宛没能获得——起码她没有展示——华尔街那些匿名个体在工作之外、私人空间里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材料,但她聚焦于“专家们作为精英的内部生活”,关注了这些精英的日常工作:(杠杆)收购、并购、兼并、裁员、企业重组、内幕交易、操纵股票市场、股票盈利、努力工作、办公室政治、跳槽——“为收购专家创造和推广新的金融产品和技术”,提供了一种基于银行、股东与经理人的“日常实践”的人类学视角。

  与《邻里东京》这类传统都市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有着持续而稳定的社区感不同,以都市性(urbanism)或流动性(mobility)为研究目标的当代民族志者,必须重新思考当代田野作业中的社区和社区感。何柔宛认为,标准的单地点每日浸入的田野工作方法,可能不是全球金融机构调查中最具生产力的民族志资料收集方法(558页,注20)。她通过将华尔街视为一个广阔的职业社区,在这片并非典型的人类学领域深耕,获得了关于华尔街文化运作的整体图景。何柔宛用《清算》告诉我们,人类学研究强大如金融资本主义者不仅“并非无能为力”,反而因为局内人和局外人交织的整体感,比其他学科更具独特的洞察力。

  反过来想,如果我在田野作业时真的读到了《清算》,我一定不会有那么强烈的焦虑感,但我不知道是否还会写出目前看起来还行的民族志(《权力的生成:香港市区重建的民族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因为别人的经验永远只是别人的经验,有时候,焦虑感正是引导你的直觉。走下去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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