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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不过三代”的日本近代天皇

发表时间:2018-09-26 13-09 作者:商兆琦 来源:上海书评 【打印】 [浏览次数:]

   “富不过三代”

  1942年上半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得手,将半个亚太纳入囊中。首相东条英机乘机操纵国会选举,以强化法西斯体制。4月,议员尾崎行雄(1858-1954)感叹明治以来的立宪精神破坏殆尽,讲了句“富不过三代”。因为这句话,他惹上了麻烦。

  昭和天皇的父亲是大正天皇,祖父是明治天皇。明治维新后,天皇重掌政权。从那时算起,昭和天皇刚好是第三代。有人认为,尾崎此语讽刺昭和天皇是个“败家子”,正在糟蹋明治以来辛辛苦苦积攒的家业。尾崎被控对天皇不敬,一审被判入狱八个月。不过,迫于他巨大的声望(已连任二十届国会议员,并曾出任过文部大臣),两年后的二审改判无罪。

  又过了一年,昭和天皇发表“玉音放送”,宣布投降。以天皇的名义发动的“圣战”,在残害数以千万的生命后,落得个可耻的下场。日本就像《伊索寓言》中那只在树洞里吃得肚皮滚圆的贪婪的狐狸一样,只有瘦回去,才能钻出来:不仅要归还海外的殖民地,还要解除武装,惩办战犯,并接受占领。明治的荣光化为昭和的耻辱,“金瓯无缺”的国体沦为了笑话。这时的昭和天皇,想必有几分“败家子”的感觉吧。

  如果近代天皇的命运可以用“富不过三代”来形容的话,那么明治是怎样“富”起来的,昭和又是如何步入歧途的?两者之间有无必然关联?二战后,关心天皇和天皇制的研究者总绕不开这些问题,如丸山真男、藤田省三、远山茂树、藤田觉、安丸良夫等。基于对本国历史命运的关切和反思,他们反复追问:明治的立宪君主制为何会蜕变为昭和的法西斯体制?日本的近代化之路究竟错在哪里?

  与这些研究者不同,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是个“局外人”,他在2002年出版的《明治天皇》(Emperor of Japan: Meiji and His World, 1852-1912)也无需背负这样沉重的历史课题。

  基恩1922年生于纽约,自幼聪明好学,十六岁入哥伦比亚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海军学校进修日语。毕业后被派遣至夏威夷,担任翻译。退伍后回哥大继续研习日本文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此前后,他曾赴剑桥大学和京都大学留学。1955年回国后一直任教于哥大,并活跃在日本文学研究的最前线。

  基恩笔耕不辍,著述颇多。主要著作包括《日本人发现欧洲》(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1952),《日本文学入门》(Japanese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for Western Readers,1955),《近代日本文学史》(Down to the West: Japanese Literature in the Modern Era,1984),《百代之过客》(Travelers of a Hundred Ages,1989)等。鉴于他对日本文学的巨大贡献,他先后被授予菊池宽奖、山片蟠桃奖、全美文艺评论家奖等,并在2008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2011年3月,震惊世界的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在日外国人纷纷外逃。八十九岁高龄的他却毅然决定移居日本,并加入日本国籍。

  尽管基恩的著作多以日本文学为主题,《明治天皇》却是一本历史著作。本书以九百二十二页的鸿篇巨幅(中译本九百五十三页,日译本一千一百四十八页),为明治天皇绘制了一幅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基恩在本书中展现了百科全书般的学识。全书使用四百余种日英文资料,涉及约八百名历史人物,包括序章和终章在内,共分了六十四个章节。虽然内容厚重,但文字隽永、层次清晰、叙述生动,足以媲美文学作品。

  通过这本著作,读者不仅能认识明治天皇,还能认识他周围那些留下浓墨重彩历史痕迹的人物,如孝明天皇、西乡隆盛、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元田永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与此同时,还能了解幕末开国、明治维新、废藩置县、西南战争、教育改革、制定宪法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日本在其间遭遇的挑战、进行的应对。西方的冲击是明治维新发生的重要契机之一。随着国力充实,明治政府尝试重构对外关系。本书对此着墨甚多,安排有“征韩”论争、吞并琉球、条约改正、甲午战争、英日同盟、日俄战争,吞并韩国等章节。  

  虽然本书主题宏大,枝节繁复,时间跨度超过七十年,但因基恩以明治的一生为主线将人物活动、事件进展与时代背景精心编织起来,并将关键史料和重要先行研究穿插其中,且不时点缀短歌来调整节奏,从而带领读者一步步重返历史现场。这不仅是一部完整的天皇传记,还是一部展现幕末至明治时期日本国家全貌的恢弘史论。

  “即使是那些认为明治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治者的日本人,也举不出一个例子来证明他的辉煌声誉”(2页),基恩以此在序章中揭示本书的课题:在日本崛起的进程中,明治是否仅发挥着仪式上的作用?

  基恩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他的态度不算坚决。他认为,明治天皇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的君主,在历史关头做出过关键决断,他爱好和平,兢兢业业,他对各地的巡幸,“使臣民们意识到日本是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6页)。

  以下,我将围绕天皇的权力和作用的问题概观本书。不过,为行文方便,下面的叙述次序并不完全依照原著。

  在日本史学界,“天皇至尊,将军至强”的讲法曾广为流传。意思是说,将军拥有政治权力,天皇则拥有精神权威。这种观点经福泽谕吉阐发后流传开来,几乎成了不刊之论(《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8页)。

  福泽的论述符合他的亲身经历,天皇与将军的并列统治短暂存在于幕末时期。不过在中世和近世,天皇并不拥有世俗权力。例如在江户时代,将军同时拥有最高的权力和权威,天皇则是个傀儡。未经幕府的允许,天皇甚至不能任意外出。天皇的日常工作是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他们镇护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天皇或可被称为“祭祀之王”。在将军的援助下,天皇的生活可维持小康。不过,京都的公卿却非常窘迫,赫赫有名的岩仓具视家中曾开过赌场(11页),甚至有公卿会以“碰瓷”讹诈钱财(841页)。

  这种状况在江户时代延续了两百多年,如果没有国学、水户学的兴盛和西方的冲击,或将继续持续下去。十八世纪中期以来,以探明日本固有之“道”为宗旨的国学兴盛,对外危机又刺激了水户学的发展。在两者带动下,“尊王论”和“国体论”蔓延开来,天皇开始被塑造为日本民族主义的核心。

  1853年黑船来航,进一步激起了“攘夷”与“开国”的论争。与此同时,围绕十四代将军人选问题引发的政争,动摇了幕藩体制。1858年,为规避责任,幕府破天荒地请求以朝廷名义批准日美通商条约。以此为契机,经历五百余年,天皇终在政治上复活。

  与祖先不同,孝明天皇屡屡就政治事务发表意见。他认为“外夷”的出现会玷污“神国”(15页),因而坚决要求攘夷。因此,他成为攘夷派的旗帜,并占据道义上的高地。幕府虽然拥有“征夷大将军”称号,却对“外夷”一再退让,不断丧失统治正当性。那些因与武士联姻而“武家化”(52页)的公卿以及同样生活窘迫的下级武士趁机发泄不满,嚷嚷着要“尊王攘夷”,并对幕府取而代之。

  在此情形下,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发动“安政大狱”,镇压尊王攘夷派。尊攘运动经一时沉寂后,以更为猛烈的态势反扑。两年后,井伊于光天化日之下被刺杀,令幕府威严扫地。随着尊王攘夷论的盛行和时局变化,幕府发现越来越难忽视京都的意见。天皇与将军的地位开始逆转,京都成为对抗江户的政治中心。雄藩纷纷前往京都拉拢天皇,试图打破幕府对国政和外贸的垄断(133页)。为巩固政权,幕府也提出要与皇族联姻,以实现“公武合体”(“公”即公家,指皇室及公卿;“武”即武家,指幕府)。由此,福泽所谓的“天皇至尊,将军至强”的双重政权结构开始形成。

  “公武合体派”与“尊王攘夷派”围绕京都的控制权展开争夺。孝明厌恶“尊王攘夷派”,认为他们多是居心叵测的阴谋家。在他的支持下,“公武合体派”一时间占据优势。不过,与幕府矛盾重重的萨摩藩转向倒幕,宣告了公武合体路线走到了尽头。孝明天皇的暴病身亡(有人怀疑是被攘夷派毒死),又为攘夷派扫除了障碍。倒幕派控制年仅十五岁的睦仁(即后来的明治天皇)后,发动政变,宣布废除幕府。第二年,戊辰战争爆发。在“锦旗”(天皇战旗)的帮助下,萨长联军以少胜多。幕府政权瓦解,明治天皇名义上成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

  有趣的是,孝明的反对者,不是幕府,而是那些口口声声要为其献身的尊王攘夷派。孝明乐于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祭祀之王”,而尊攘派的公卿和志士则希望利用他的权威,打破现有体制,重建国家秩序。

  “孝明的反对者,那些尊王攘夷派的成员,都曾向天皇宣誓效忠,然而他们却公然无视他的意愿……他们随时准备为他赴死,但前提是满足自己的条件。”(88页)

  “(孝明)天皇处于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地位:一些人试图使他成为日本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而为了对抗这些人,他使尽了一切办法。”(111页)

  由上可知,权力斗争是皇权在幕末崛起的直接动因。以国学和水户学的兴盛为背景,天皇获得了巨大的精神权威。在一系列权力斗争的过程中,这种精神权威转化为世俗权力。尽管如此,孝明并非拥有决断力的君王,倒幕派可以轻而易举地忽视他的意见。幕府被推翻后,天皇依旧未能掌权。十五岁的明治没有任何政治能力,拥有实权的是曾经的倒幕派、现在的维新元勋。孝明天皇率性的表态和发言,不仅给幕府带来过麻烦,也给倒幕派制造了不少麻烦。对维新元勋而言,年少的明治更容易控制和塑造。不过,是将其塑造为立宪君主还是绝对君主,他们一直犹豫未决。

  为摧毁旧制度,建设新型国家,他们需要创造出天皇的绝对权威。然而为启发民智,推进文明开化,他们则需要引入西欧的立宪制度。为解决这双重的课题,他们努力探索出一种即尊崇天皇又限制皇权的政治体制。

  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宣布:天皇成年后将亲裁万机,不过他现在尚未成年,眼下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维新前后,明治一直接受传统教育,学习中国和日本的典籍,如《四书》《五经》《日本书纪》和《神皇正统记》等。其后,增加了西学内容,如欧洲历史、宪法、国际法和德语。然而,明治并非一个用功的学生。他更感兴趣的是饮酒和骑马。不过,他的简朴、不喜排场和记忆力强可被视为优点。基恩引用《论语》的“刚毅木讷近仁”来形容他。这显然是溢美之辞,因为明治对美酒和骑马的痴迷堪称“玩物丧志”。

  在明治的众多老师中,儒学者元田永孚的影响最大。元田向天皇传授朱子学的道德论,并在教育体系中成功植入了儒家伦理和忠君爱国等观念。就后者的历史影响而言,元田的作用较为负面。

  孝明和明治的性格和行为方式迥然相异。孝明心直口快,爱憎分明。明治则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孝明一生几乎足不出户,明治则大规模巡幸。孝明拒绝一切西方事务,明治则成为文明开化的象征:穿西服,吃牛肉,喝牛奶,饮葡萄酒。

  以天皇名义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废除了武士的身份特权(四民平等)、世袭家禄(秩禄处分)、佩刀权利(废刀令)和对军事的垄断(征兵制),并以郡县制取代了他们历代寄身的藩国制(废藩置县)。下级武士在“尊王攘夷”口号的鼓动下投身维新运动,未曾料到维新后的新政府不但没有攘夷,反而掉过头来要消灭自己。感到被背叛的武士掀起一次次的叛乱,都被无情镇压。西乡隆盛和江藤新平两位维新元老也殒命其中。

  明治的主要任务是接见外宾、与欧洲皇室交往——按基恩的说法,这些都是明治新认的“表亲”(原文为cousin,中译本译成“兄弟”,368页)——与巡幸各地。他以此展示自己:对外是日本主权的代表,对内则是统一政权的象征。不过,掌握国家实政的却是公卿和藩阀,如岩仓具视、三条实美、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在辅弼天皇的名义下,他们对国政实施集体领导。

  至1880年代,制定宪法的课题浮出水面。1882年3月起,伊藤博文率使节团在欧洲考察各国宪法,历时一年半。伊藤认为,宗教在欧洲扮演“枢轴”,深入民心并使他们团结,在日本,能够扮演该角色的只有皇室(479页)。1889年,由伊藤博文和井上毅制定的宪法最终颁布。

  该宪法是神权绝对主义和立宪君主制的奇妙折衷。宪法宣称,天皇的权力渊源于“皇祖皇宗之神灵”。天皇的统治万世一系,其权力至高无上,其裁定为最终决定。不过,天皇需要“依据宪法”总揽一切大权,并在国务大臣的辅弼下行使权力。换句话说,天皇拥有绝对权力,但无法独断专行,只有在政府各机关和维新元老的“帮助和同意下”,他才能行使政权。从原则上来讲,天皇可以依据君主大权否决政府的决策,只不过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

  明治宪法确立了立宪政体,实现了权力的分立,也带来了权力的分散。只有在内阁(政府),议会(政党),元老(藩阀)之间出现无法调和的冲突之时——这种状况并不常发生——天皇才是最高裁决者。因是裁决者,天皇无法主动指导政治运营。基恩就此评述道:

  一直以来,建立天皇的个人独裁政府都是维新的一个理想,然而,随着宪法的颁布和议会的成立,这个理想已经被遗忘,并被一种新的观念所取代:天皇只是高高在上的最高权威,而非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原则上,天皇的权力是绝对的,但他很少选择行使这种权力。(605页)

  宪法颁布后,明治又活了二十二年。在此期间,日本经历了两次战争且吞并了韩国。在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很难看到天皇的身影,尽管所有一切都是以他的名义发生的。 

  结语

  综观此书,基恩以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视角,观赏(非单纯的观察)明治和明治日本的各类事物,又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耐心,详尽地将其描述出来。因此,本书对明治天皇和他的时代刻画得全面、生动、绵密、细致入微。这是本书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引人入胜的地方。

  虽然基恩努力秉持客观的立场,仍掩饰不住他对明治的喜爱。基恩主张,认为明治天皇只发挥了仪式上的作用是不公平的。不过,基恩能举出的具体反例却寥寥无几。在本书的最后,他也无可奈何地写道,“也许天皇的最大成就就是在位时间比较长久”(839页)。基恩似乎认为,一定要举出明治的具体个人成就才能匹配他享有的殊荣。不过实际情况却是,维新元老的制度安排不需要明治拥有出色的执政能力,只需要他保持自己的权威即可。在政府不断的塑造和宣传之下,明治化身为日本的主权象征,化身为历史、文化与传统精神的象征,化身为统揽大权的“神圣君王”,化身为国民的“严厉的父亲”。由此,明治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卡里斯玛”,尽管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

  明治既不是伟大的君王,也不是无能的傀儡。他在特定的时代被推上特定的历史位置,然后兢兢业业地干好了自己的工作:那就是保持威严,尽量不对政治事务发表个人意见(当然天皇偶尔也会流露个人好恶,比如他对尾崎行雄——对,就是本文开头那个尾崎——的厌恶导致了他的辞职,624页)。在这种制度设计下,明治拥有立宪君主的有限权力,却享有绝对君主的无限权威。令基恩感到困惑的,正是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

  明治在世时,他身边那些才能卓越的维新元老能够维持两者的平衡,并使其发挥最大效用。不过,在明治和维新元老死后,这种“双面君主制”的暧昧性格被政治斗争一再利用,最终导致了昭和政治体制的扭曲和变型。

  换言之,“富不过三代”的远因,早已在第一代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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