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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并不是意识形态 而是道统传承

发表时间:2018-08-15 14-08 【打印】 [浏览次数:]

  在西方,安乐哲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有力传播者与阐释者,当他来到中国,就又成为帮助中国学子向世界准确表达和讲述中国哲学的人。
 
 “人类现在面临着许多全球性问题,环境污染、全球变暖、国际反恐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单靠中国没有办法解决,单靠美国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要么一起全都赢,要么一起全部输。”
  在安乐哲看来,儒家传统强调人与人相互依存的“关系性”理念,正是其对于当今世界的价值所在,它或许能为人们提供现下居于强势地位的个人主义以外的另一种选择。
  “不不,‘学以成人’这个题目并不是我提的,只能说与我的研究范围一致。”71岁的安乐哲(Roger T.Ames)教授走下楼,将我们迎进他位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居所,又为我们端上冲好的茶水。
 
  几小时前,他刚结束一场漫长的飞行,从欧洲飞回北京,不久后又要赶赴上海参加另一场学术活动,但在紧张的行程中,他的声音和动作里,始终流淌着一种不紧不慢的温和与耐心。
 
  8月13日,以“学以成人”为主题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自1900年第一届世界哲学大会举办以来,这一全球哲学界盛会首度由中国主办。
 
  我们曾听闻本届大会主题的拟定与安乐哲有关,他立刻否定,随即高度评价了这一主题:“题目非常好、也非常‘中国’,世界哲学大会在中国举办,并且讨论这样一个题目,对中国是一次很好的讲述自己并与世界交流的机会。”
 
  这位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席教授、中西比较哲学界领军人物之一的学者一生所致力的事业,正是推动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思想的国际化,增进其与西方学术的彼此沟通和了解,让其价值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安乐哲提出了“儒家角色伦理学”等理论,对儒学做出创造性的阐释;
 
  他翻译了《论语》《孙子兵法》《淮南子》《道德经》《中庸》等多部中国哲学经典;
 
  发起成立了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长期担任《东西方哲学》《国际中国书评》杂志主编;
 
  他主编的美国州立大学出版社“中国哲学和文化丛书”,迄今已出版了80余本中国哲学与文化主题著作……
 
  人们评价说安乐哲“把儒学带出了唐人街”,他的工作改变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成见。
 
  “我来中国不是为了给中国人讲他们爱听的话,而是我认为世界正处于转折时代,文化应当是融通的,不能只有‘西方化’而要‘东西方化’。”
 
  安乐哲说,“中国哲学中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非常重要的思想,我们要问,这些思想在今天有没有价值?如果有,就要让它成为世界文化秩序变革的资源。我们能看到中国现在法律制度越来越健全,这是中国在学习西方,可是我们西方还没有开始学习中国,这是我们吃亏了。”
 
  “我不认为儒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它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位置”
 
  “‘美国优先’这种追求你输我赢的观念已经过时了,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制造出的竞争和分裂只会不断激化矛盾,我们需要改变”
 
  1947年冬,安乐哲出生于加拿大。父亲是个侦探小说家,哥哥教授英国文学,曾有一度,他的梦想是当一名诗人。
 
  1966年,在美国读大学的安乐哲申请到赴香港做一年交换生的机会,这不长不短的一年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这一年间,安乐哲第一次听说了孔子,他有了一个与英文原名谐音、出自《论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中文名字“安乐哲”;他常去听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课,还跟随劳思光先生学习文言文,精读《孟子》;他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生活如此不同,尤其是那种彼此关爱的人情关系……
 
  “我有一种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我跟中国同学们的接触越多,我的好奇心就越让我想更多了解他们的价值观有多么不同。”
 
  这份好奇引领着安乐哲,让他注意到西方与中国思想传统的重要区别,比如,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世界观,是“一多不分”“天人合一”的,西方思想传统的主导意识则是“超绝主义”“二元主义”的。
 
  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中强调个体性的“人”与中国哲学中重视与他人、家庭、自然及宇宙间相互依存关系,由关系构成的“人”,是在截然不同的两种宇宙观下的两套概念。
 
  这种差别常隐藏于人们未经留意的日常词汇里,举例来说,中文中的“大家”,对应的英语是“everyone”或“everybody”,但二者却拥有不同涵义。
 
  英文强调的是具有独特性的“每一个人”,汉语则体现了“家”在儒家传统中的重要位置,和人与人并非孤立的绝对个体的世界观。
 
  “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如果放在儒学中,所对应的英文翻译就不是会议使用的‘learning to be human being’,而应是‘learning to be human becomings’。”
 
  安乐哲说,“因为区别于西方本体论,儒学里的‘做人’是一个过程,没有生即为人的human being,只有学以成人的human becomings。加了‘s’,使用复数,是因为中国哲学中的人都是互相依靠、彼此需要的,在中国哲学里没有西方个人主义虚构出的绝对个体。”
 
  在安乐哲看来,儒家传统强调人与人相互依存的“关系性”理念,正是其对于当今世界的价值所在,它或许能为人们提供现下居于强势地位的个人主义以外的另一种选择。
 
  “人类现在面临着许多全球性问题,环境污染、全球变暖、国际反恐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单靠中国没有办法解决,单靠美国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要么一起全都赢,要么一起全部输,‘美国优先’这种追求你输我赢的观念已经过时了,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制造出的竞争和分裂只会不断激化矛盾,我们需要改变。”安乐哲说,他很欣赏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说这是“聪明的”,关键是如何实现这一理想。
 
  安乐哲指出,要应对时代的困境,必须动员所有人类文化资源,儒学也应为新的世界文化秩序的形成做出自己的贡献,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仅西方听不到儒学的声音,中国人自身也在批判和边缘化儒家思想。“我不认为儒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它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位置,近200年来,中国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
 
  “让中国传统用自己的话讲述自己,并被西方理解”
 
  中西文化间长期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关系,安乐哲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是,中国在向世界介绍和讲述自己思想传统的过程中,没有“讲自己的话”,而是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理解和解读,“这其中有西方人的问题,也有中国人自身的问题”
 
  在面向中国大学生和青年学者的讲座上,安乐哲经常提及一种现象:中国的书店和图书馆里,能够轻松找到各类西方文化书籍,而在西方的书店和图书馆,中国文化的书籍要难找得多,且《论语》《道德经》《易经》等中国哲学经典通常被摆放在“东方宗教”一类的书架上,而非哲学书架。
 
  哈佛、斯坦福等西方高等学府的哲学系根本不教中国哲学,想要去那里攻读中国哲学需要去亚洲学系或宗教学系。
 
  中西文化间长期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关系,安乐哲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是,中国在向世界介绍和讲述自己思想传统的过程中,没有“讲自己的话”,而是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理解和解读,“这其中有西方人的问题,也有中国人自身的问题。”
 
  一方面,许多中国哲学经典最早是由传教士翻译、引介到西方的,这让这些文本从最初就被“基督教化”了。“‘天’被对照词典,简单翻译成‘Heaven’,就是‘上帝’;‘义’成了‘righteousness’,这个词我们只有去教堂谈论上帝的意志时才用,本意是做上帝要你做的事。”安乐哲说,这种翻译使儒学等中国哲学与西方宗教产生了关联,造成影响持久的误读。
 
  另一方面,19世纪后半叶,东方国家照搬了西方的教育体制,“你们的大学和学科使用的都是我们的框架和我们的词汇,很多现代概念都来自西方,是在用西方的概念,按照西方的价值和文化结构去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
 
  譬如,哲学家冯友兰就曾在《中国哲学史》开篇写道:“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历史学家傅斯年则在给胡适的信中表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和方式讲中国传统思想,“不是割离,便是添加”。
 
  安乐哲觉得,自己与费孝通的思考路径有共通之处,“费孝通去英国留学后,发现西方对个人的理解与中国传统中对人的理解不同,他在《乡村中国》中说我们需要另外一套话语来谈论中国的社会结构、宗教和哲学,提出了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的概念,某种程度上,我也是在做这种工作。”
 
  从1993年至2009年,安乐哲与合作者重新翻译了一批中国哲学经典,他们在翻译中建立了中西两个文化语境,通过两个语境的比较对照,试图将中国哲学文本放回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去还原和理解,纠正早期传教士翻译带来的误解。
 
  2017年启动、为期5年的“翻译中国”项目同样是在这一比较哲学方法论框架下进行的,安乐哲率领团队将中国杰出哲学家的主要成果译成英文,并把海外比较哲学与儒学优秀著作译成中文。
 
  在西方,安乐哲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有力传播者与阐释者,当他来到中国,就又成为帮助中国学子向世界准确表达和讲述中国哲学的人。
 
  现在,安乐哲一年要在北京大学开设3门课程,“下学期,我会开一门《中国哲学经典的英译研究》课,目标是让年轻的中国哲学学者能够用英语讲述中国哲学,不是讲西方立场的中国哲学,而是用中国立场讲他们自己的中国哲学,让中国传统用自己的话讲述自己,并被西方理解。”
 
  “中国年轻人的问题,是对自己的传统了解得不够”
 
  安乐哲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会轻易断掉,因为它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包容性、混合性的,它会变通、能温故知新,是不断演化、不断吸收外来因素的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陈来曾经评价安乐哲,说他的重要贡献是“一个外国人告诉我们年轻的学生,应该再一次看到他们自己的传统。”
 
  在中国,安乐哲时常遇到对儒学和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抱有疑问的年轻人,他觉得“中国年轻人的问题,是他们对自己的传统了解得不够,他们对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本质所在了解得不够。”
 
  “想想这个问题:古罗马与现在的意大利有什么关系?古希腊和今天希腊这个国家有什么关系?——有一点,可是不多了。再想想中国的传统和今天的中国又是什么关系?”
 
  安乐哲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会轻易断掉,因为它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包容性、混合性的,它会变通、能温故知新,是不断演化、不断吸收外来因素的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在西方,一些宗教彼此之间的关系很恐怖,可是中国的儒释道并不会这样。”
 
  安乐哲提到,“儒学”的英文“Confucianism”是由英国在香港的第二任总督造出的词,听上去像是“孔子主义”,类似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等词汇,但他认为“儒学”并不是“孔子主义”或者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个社会阶层对道统传承的提倡。
 
  “儒学就是一种一代一代的传承,它认为我们有责任理解和继承前人传给我们的文化传统,并且不断扩大和丰富它。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模式,是今天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种态度,将文化传统代代传下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安乐哲感觉,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一度对自己的文化失去自信,直到今天,很多年轻人一听到儒学,就说是陈旧保守的思想。可是变化在逐渐发生,中国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正在转变。
 
  “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是1985年去上海,我记得看到的男女老少穿戴都差不多,吃的东西也差不多。几十年过去,中国的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发展迅速,是该到文化方面发展的时候了。随着经济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越来越自信,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也越来越感兴趣。”
 
  他把话题又带回了世界哲学大会,“所以在这个转折点,能在中国举办这样一个会议是很有价值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哲学不是用来烤面包的,但是哲学有它统领性的学术地位,很可惜的是,人类现在有点过分追求金钱。我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哲学在中国的地位会越来越高。”
 
  这些年,不时有人质疑安乐哲对中国哲学生命力与世界新文化秩序的论断,听上去太过“理想”,对此,他微笑以对:“可是理想不是做梦,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天最黑的时候,人们最需要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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