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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月亮有多玄?

发表时间:2019-09-15 13-09 来源:凤凰文化 【打印】 [浏览次数:]

      佛教进入中国,晋以后开始以老庄“格义”,也就是用老庄思想来勉强解释中国人难以理解的佛学。

     但佛教不久就放弃了老庄,开始用《易经》解佛。吴国僧人康僧会即已用《易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来解释佛教轮回说。其后这种解释流行一时,支遁、慧远、梁武帝、法通等等各有论述。

    佛教传入中国,本来是大小乘都有,密宗在晋朝时也已输入。但在影响上,大乘空宗一枝独秀。早期格义,主要是以般若性空去附会老庄之“无”,故有无之辨甚多。般若学六家七宗以后,渐转回佛家本位,大阐空义;而对老庄的兴趣也转向了《易经》,开始用佛理解易。当时许多解易的儒者也如此。

    儒佛关系,这就渐渐趋合了。

     这本来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僧家因此而钻研《周易》,熟悉《周易》的儒者也因此而接近了理解了佛理,对佛学与易学两方面都是有益的。而且两方义理因此交流,竟开出一朵奇花异卉来。

    据唐初孔颖达《周易正义序》说,南朝时这种会通佛易的《易经》注解有十几家,内容多是“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可见当时解《易》以般若性空之理为主,也有主、客、能、所的分析。

    可是孔颖达本人对以佛解易的风气很不满,批评:“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所以他这部书的宗旨之一,便是分判儒佛。

    之所以如此,有当时“三教讲论”的制度环境因素,故亦可由此观察唐初思想界大势。而此后这个大势也越来越明晰,儒家主流,态度或方法都是分判儒佛的。

     佛教解易之风此后虽然不绝如缕,毕竟未成体统,具体专着只有明代蕅益《周易禅解》一本书而已。一直到近代熊十力,更由《易传》发展出“新唯识论”来区判儒佛,可说是一桩有趣的历史呼应。

    所以我们看宋明儒学的基调,不能像现在一般人那样,只由韩愈始开讲,也不能从中唐辟佛,或所谓汉民族文化本位运动往下讲;儒者讲心性、理气、太极、体用等,更不能仅溯源于中唐,或以为是宋儒才开始的。其源头至少要从孔颖达讲下来。

     例如李二曲《答顾宁人先生书》说“体用”二字并用,始于朱子,就甚不然。孔疏干卦已说“干者体用之称,言天之体以健为用”,又引刘表云:“天是体名,干是用名。”可见体用做为术语,早见于汉末,通行于论玄论易时。李二曲等明清儒者对这一段史事不熟,所以才会以为是宋人从佛教那里学来的。

    又如理气,干卦疏:“此卦之德,自然能以阳气始生万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和谐,各有其利。……使物各得其理而为利。”这就是讲理气,而且由气上见理。后来张载之讲气化、朱子之言“理在气中,如何发见?”曰:“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便都显然与孔疏相符。当代港台新儒家偏于理一边,像牟宗三先生一定要说顺气言性就是材质主义,显不出理来,须逆气才能显理、才能进乎德行之门。大陆上又常含糊笼统地把讲气的都称为唯物论、讲理的都归入唯心论。其实皆大谬,这是由孔疏可看得明明白白的。

   至于清人力攻宋儒之讲太极图、讲主静,说那些都本于道教与佛教,也同样于孔疏隔膜太甚。

    易本太极,一生二,然后四季,化生万物,其下以数相推,乃易学象数本身即有之传承,唐代孔疏之外,李鼎祚《周易集解》也是如此,何必道教徒才懂?

      周敦颐太极图归于主静,且有无极而太极之说,历来聚讼。而孔疏也早已说:“天地养万物以静为心。”又说:“天地以本为心者,本谓静也。天地之动,静为其本,静非对动而言。静之为本,自然而有,非对动而生静。天地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复卦疏)。这些,持与濂溪太极图说对勘,不也若合符契吗?诸如此类,说来复杂,就不一一介绍了。

    清朝人攻击宋明理学的策略,是说他们杂于佛老。像太极图说和邵雍的象数、朱子讲的河图洛书,就都指责其得自道教。实则他们没弄清楚:那些先天卦、数、图书,只与民间五术有关,道教很少讲它;道教对《易》的吸收使用,主要是用以炼丹。早期依卦象,配合十二时辰,讲火候进退、烧炼外丹。后期仍是如此,而讲一身鼎器,水火既济,以炼内丹。旁支更应用于医学中,关键文本则是《周易参同契》。

     《参同契》既用之于外丹也用之于内丹,看怎么诠释。因此有人说它属外丹,有人说它是内丹,又有人说它兼内外,其实非文本如此。早期确只是外丹,唐代才一步步通过诠释发展成完整的内丹学,彭晓之注尤其重要。

     宋明儒若说曾由道教中学得了什么,恐怕该注意的是这一方面。如朱熹便曾化名空同道士,注解过《参同契》;影响王阳明王龙溪他们的内养工夫,也是道家的丹法。反之,内丹各派也无不套着宋明理学的观念和术语在说话。

     例如李道纯是南派丹法五祖白玉蟾的再传弟子,他的集子名为《中和集》,中和就是儒家宗趣。而且他把中和关联于易,云:“中也、和也、感通之妙用也,应变之枢机也。《周易》生育流行,一动一静之全体也。”《玄门中旨篇》则讲太极;<画前密意篇>又大谈天易、心易、圣易。

    同理,佛教之于《易》,唐代以前,主要是以空来解《易》,唐代就以一种类似《参同契》的方式来讲修证工夫。

     宗密的朱墨十重图,是用来表示修炼过程中之染净状况的,也与《参同契》的纳甲月体说有关。禅宗临济义玄讲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曹洞宗石头希迁作禅门《参同契》;洞山良价作《宝镜三昧歌》,讲六爻偏正回互;曹山本寂讲五位君臣,都与《周易参同契》都有直接关联。

    这其实也与说内丹相似。内丹讲身体内部的升华变化,禅家讲心性上的进悟,洞山良价、石头希迁等都大力发展此法。

     《周易参同契》与其他讲义经的书不同,关键在于引进月亮的概念。月亮有阴面有阳面,盈虚变化,每天不一样,炼丹的人便可依据月象,讲火候的升沈进退:

    这些图表中的黑圈白圈,借用的就是月象。佛教把这套方法学到了,变用来讲真如门、生灭门的意识变迁修炼:我认为这是禅宗在六祖惠能之后最重要的两种发展之一。另一种是由不立文字走向文字化,出现《石门文字禅》之类著作;一种即此等易学化、内丹化、月亮化。最终与道家结合,讲性命双修、仙佛合宗,以道法为命功,以禅修为性功。

   换言之,佛易之合,自从孔颖达批判后,虽正统儒者皆以区判儒佛为主,佛家解易亦少专着,然而佛易之会通,却奇妙地落实在佛道两家身上。元明清民间讲修行的人,大都采此一路,而亦以此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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