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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书院何以发展?

发表时间:2019-06-03 14-06 来源:凤凰网文化 【打印】 [浏览次数:]

   关于书院的源起、性质、特点,汉民院长他主编的《湖湘文化通论》中有很好地叙述。书院诞生于唐代,源起于私人读书的书斋与朝廷整理典籍的衙门,具有公众性和社会性。所谓书,就是围绕着书而开展的包括读书、教书、讲书、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等活动。所谓院,指的是有一个院落,它是用围墙围起来的一组建筑,比私人书斋大,接近于官方的衙门。

  唐代全国有五十多所书院,湖南有八所,与陕西、江西并列为第一。其中位于今天衡阳市范围内的有五所,它们是耒阳的杜陵书院、衡山的南岳书院、韦宙书院、卢藩书院,以及衡州城里的石鼓书院。宋代书院发达,当时有天下四大书院之称,四大中湖南占其二,即岳麓书院与石鼓书院。由此可见衡阳在中国书院史上的地位。即从这点上看,我们今天召开的关于书院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这个话题,对于衡阳文化教育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我对书院文化研究不多,但在近代历史文献整理与历史小说创作过程中,与书院打交道不少。就拿我的三部历史小说的主人公来说吧!

  曾国藩读过两个书院。涟滨书院让他考取秀才,岳麓书院让他中举人。他应该说是书院培育出的人才。

  张之洞略有不同。他是神童,又加之是官宦子弟,求师容易,他从来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十四岁考中秀才,十六岁考中举人,而且名列第一。这样的天才,没有哪个书院敢收他为学生。他虽然没进过书院,但对书院一往情深。他做四川学政时,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做两广总督时,在广州创办广雅书院。做湖广总督时,在武昌创办两湖书院。这三个书院都是近代享有盛名的书院。

  杨度是个奇才。他在二十一岁那年,因为仰慕王闿运的声望和学问,以举人之身来到船山书院,拜王为师。他不是一般的求学者,他是一个怀着绝大抱负来到书院,想求取经天纬地大学问的人。

  我在《杨度》这部小说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写王闿运与杨度这对师生在东洲岛上的初次相遇。王闿运说我这里有三门功课,一是功名之学,专为应付科举考试的;二是诗文之学,专门培养学者作家的;三是帝王之学,是为有志于治国平天下者所准备的。诗文之学大于功名之学,帝王之学又大于诗文之学,但学问越大,风险也越大。从事帝王之学的,弄不好,命都丢了。王闿运问杨度,你要学哪门功课。杨度不假思考,立即回答:我要学帝王之学,风险再大也不怕。杨度悲剧性的传奇人生,便在船山书院拉开了序幕。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多说几句关于王闿运与杨度的这番对话,不仅是因为我们今天坐在船山书院,我们油然而生缅怀先贤之心,更因为这三门功课,其实就是传统书院的三个主要功能:一是提高士子的应试能力;二是传授知识学问;三是造就非凡人才。

  清末国门打开,西学东渐,以教授西方科技为主的新式学堂兴起,传统书院得以改制,转型为近代学校。有着一千多年光荣历程的书院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近十多年来,书院忽然间又回来了。新的书院在全国各地兴建,硕果仅存的几所老字号书院备受敬重。这些书院办得热热闹闹,生气勃勃,看起来传统书院大有复兴之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我们思考。我个人认为,从浅一点的层面来看,书院这个形式,或许较为符合今天社会的需求。若往深一点的层面来看,或许是传统的书院追求、书院精神、书院体制、书院氛围,也就是说传统的书院文化与当今时代有许多契合之处。

  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是继承与创新。当今的书院或者叫做新时代书院,其实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从创新这方面来说,已经做了很多事。要说新时代书院的问题,多出在继承方面。我们既然用的是“书院”这个古老的名字,那我们就得继承传统书院的一些重要属性。我以为以下四个方面,我们应当继承。

  社会性。传统书院是民间私学的产物,如果要追寻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孔老夫子当年的洙泗杏坛。宋代以后的书院,官方介入了,但它是官绅合办,与纯官办的太学、府学、县学相比,它的社会性依旧是明显的。我们今天的书院,应当是社会力量为主干,政府的资助是次要的。

  公共性。传统书院面向全社会,与官学相比,它是亲民的。做书院的学生门槛是低的,自由度也比较大。我们今天的书院,要向整个社会敞开大门,接纳各种讲堂讲座、文人雅集,要广收弟子,广结善缘。

  独立性。传统书院有自己的办学宗旨、教育理念。正因为这种独立性,使得中国的教育文化领域里,因书院而出现百花盛开的繁荣景象。我们今天的书院要努力办出自己的文化特色、地域特色,要有自己独立的个性。

  学术性。传统书院因私人讲学而兴起,可见学术是传统书院的生命所在。我们今天办书院,要继承这个传统,要清醒地认识到书院是学术机构、教育机构,不是文化公司。助推学术的发达、提高国民的人文素质是它的职责,而盈利不是它的目标。

  具体对于船山书院来说,我有一个建议,建议在书院成立一个船山研究所,召集几个有志于此又能安于清贫寂寞的学人来做专职人员。船山研究所要做的事情很多,有一件事我以为很值得一做,那就是船山著作的普及。

  船山学说,大家都知道很好,要学习,但读船山书的人不多。这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船山的文字比较艰涩,不容易读懂。这就大大影响船山学说的传播。所以很有必要把船山的代表作做一番白话翻译。我想可以先从《读通鉴论》《宋论》这两部史学名著做起。当然也不一定要全书翻译,选择一部分做一个节译本。船山的史学研究成就极大,且历史常读常新,对今天仍有很多的启发。船山书院来做这件事,一定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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