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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者如何做好外交家 包办婚姻竟成模范夫妻

发表时间:2018-10-09 16-10 作者:陈艳群 来源:凤凰网国学 【打印】 [浏览次数:]

   1961年2月10日,罗锦堂先生进行文学博士答辩,主试官是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那是近一个甲子之前的事了。

  九十二岁高龄的罗先生仍记得那次考试的情形。考场内靠墙摆着七张桌椅,由左至右分别坐着李辰冬、苏雪林、梁实秋、胡适、台静农、戴君仁和郑骞七位评委。除苏雪林女士外,其他六位男士皆西装领带,鼻梁上都架着一副眼镜。评委身后的墙上挂着“博士学位论文考试试场”横幅,当中是国父孙中山的遗像。罗锦堂坐在评委们的对面,正对着中间的主考官胡适。

  面对这般严肃场合,即便是舞台经验十足的梅兰芳,想必也会怯场心跳加速的,更何况他是一位考生呢?倒是胡适先生那温和的微笑,缓和了不少场内的紧张气氛。他抿嘴微笑,真诚亲切,堪称“我的朋友”似的招牌微笑,没有居高临下的傲慢,也没有一本正经的冠冕堂皇。在这样和善的笑容鼓励下,罗锦堂从容回答着七位考评委员的轮番提问。

  首先提问的是梁实秋。他抛出敏感问题:“胡先生提倡白话文,你为何用文言文来写论文?”言下之意,这不是与主考官唱反调么?罗锦堂镇定地回答:“我也喜欢白话文,只是这篇论文,已多达四十余万字,如用白话文写,恐怕要一百多万字。”胡适大度地笑笑,没有反对。

  众所周知,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1917年1月,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作者是远在美国东岸哥伦比亚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的学子胡适。该文一举成为划时代的名篇,包括陆续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谈新诗》等在内,以及在出版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中,他大力宣扬白话文的好处和优点,号召人们摒弃繁复难懂的文言文,多用白话文交流和写作。他一反小说、戏剧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传统,认为《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属“文学正宗”,将民间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传统文化同等的地位上来。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以至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新文学运动,把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路向改变过来。新文化运动,使年仅二十七岁的胡适“暴得大名”。

  口试原本两小时,后来胡适要求延长一小时。事后,胡先生歉意地对罗氏说,“那天我是不是给你太多麻烦?”罗锦堂连忙说:“没有,没有。”当时胡先生提及到,《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这个论文题目太大,无论谁也难把握。他认为写博士论文,题目不宜太大,应该要“小题大作”。为了主持这次考试,自称“门外汉”的胡先生,“临时抱佛脚”,从图书馆借来一大堆相关书籍,每晚阅读至两三点钟。说着,胡先生将旧作《再谈关汉卿的年代》以及《读曲小记》抄本,连同写着曲学问题的一摞卡片,送给罗锦堂留作纪念。这是胡适唯一一次主持博士候选人口试。翌年,他便溘然辞世了。

  事实上,这场考试,体现了考生和评委两方面的专业水平。作为哲学专业出身的胡适,虽不精于此学,但并非他所谦说的“门外汉”,从早先发表的文章和他送给罗锦堂的《读曲小记》中可以看出,他有涉猎元曲。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提到,有一天与胡先生聊天,胡公一发不可收拾,滔滔不绝地向这位忠实的听众谈了整晚宋元词曲的音韵,随口念出百十条例子,令这位沙发斜倚,手捧咖啡的学生顿感天花乱坠、落英缤纷,声称与胡先生一夕之谈,真是胜读十年书。

  许多人恐怕不知道,胡适于1939年和1957年曾分别被瑞典地理学家、瑞典学院成员斯文·赫定和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根据诺贝尔奖官方资料库)。但胡适对此有他自己的看法:“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翼奖金而让我翻译我自己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至于胡适被提名的前因后果,这里不多赘述。由此可见,胡适在学术方面的谦虚恭谨。这是胡先生做学问的态度。

  胡适治学范围很广,按他自己的分类,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而文学只是他的“娱乐”。如此高超的“娱乐”水平,恐怕当今的“职业”文学博士也望尘莫及的。诚然,胡适一生中最多的贡献,还是在他的“职业”范围内,在哲学和思想史方面著作等身。但是,罗先生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了上卷,令人费解。胡公治学极为严谨,以他的学历、资历和求全的个性,怎会半途而废?何况上卷反响很好。研习佛经达五十年的罗先生进一步说,胡先生写下卷时涉及到佛教问题,就被卡住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向来是无神论者(准确地说是不可知论者),胡适也不例外,七年的西学教育,他深受其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影响,一辈子跟随其脚步,但在宗教信仰方面,他却是与一家三代笃信耶稣的恩师背道而驰。

  胡适反对佛教,但不是盲目的反,他研究禅宗,且研究得很深。他在《菏泽大师神会传》一文中曾说过:中国禅,并不是来自印度的瑜伽(Yoga)或禅那(Dhyana),却是对瑜伽或禅那的一种革命。他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顿悟”。对于禅,胡适只是“参”而不“悟”。就像他研读《圣经》一样,他曾收集了各种中文版本的《圣经》,但他本人并非基督徒。1959年7月,胡适由台赴夏威夷,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同时接受夏威夷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会上他与主持人,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之间的辩论,成为会议焦点。胡适主张理性的禅,而铃木大拙倾向于感性。这两位私交很好的朋友,在禅宗研究方面,却从未达成共识。

  的确,佛教太深太广,即使贡献一辈子的时间也不一定理得出个头绪来,胡适虽穷二三十年的功夫,也未将它琢磨透,然而他在佛学研究上的贡献有目共睹,他对禅学的看法,的确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正因为胡适的名气越大,他就越发小心,在佛教问题没有彻底弄清楚之前,他不敢动笔,这一拖就是一生,加上胡氏博学多才,兴趣又是多方面,案头研究待考的题目接二连三,《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成了他终身未完成作品。

  胡适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儒雅学者,是个天生的“教书料”,平生以书本为乐。他的个性注定他不能从政,因为他崇尚自由,看不惯阿谀奉承,结党营私,言而无信,甚至胡作非为的官场上那一套。然而世事难料,“不要儿子,儿子来了”!

  这个“儿子”即是政治。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看到了国际外交方面的重要性,决定任命在野名流学者胡适做驻美大使。正在欧洲访问的胡适,接到蒋介石委以重任的电报后,彻夜未眠。他懂得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但又不忍放弃他为学而不为政的夙愿。经过几天的慎重思考后,他还是决定出征。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说道: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知道你听了一定很不高兴……蒋先生来电,劝我做美国大使。我没有理由辞此事。我也明白这是征兵一样,不能逃的。我二十一年……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

  从政非胡适之长,纵使是那些正当的,应该的政治手腕,如外交使节,为着国家利益所需要的投机取巧的活动,亦非胡氏所长。在这那关键时刻,以钦差身份驻美的胡大使,却奔走在美国各地,“行万里路,讲百次演”,似乎很多的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捞鱼摸虾”做演讲。

  毕竟胡适以学者出任大使,其作风与外交学的官僚们完全不同,因此,为部分人所不满,甚至连蒋介石也看不过去,以为他是“不务正业”。 对于外人的这种看法,胡适没有辩驳,但在他的日记中,剪贴了1940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转述东京英文《日本时报》的评论。在该评论中说,日本人指责胡适以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身份在北美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美国在幕后支持胡适,必将美国引入与日本可怕的战争中。很显然,日本人认为,胡适的演讲已构成美、日关系的威胁。事实上,他不厌其烦的奔走演讲,并非“捞鱼摸虾”,其言论的确影响了美国高层对日问题的决策。

  面对雄辩滔滔,人缘极佳的胡适大使,日本人如临大敌,他们却找不到一个与胡适旗鼓相当的对手。为了钳制胡适,便派出两位特使来与美国秘密谈判。起初,弥漫着浓重的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情绪的美国,在美日关系上提出了临时协定草案:放松对日禁运,恢复有限制的与日通商,包括向日输出民用石油等。胡适得知该协定后极为震怒,认为这是以出卖中国向日本妥协,他向国务卿赫尔提出严正抗议,并立即求见罗斯福总统,同时敦请英国方面共同抗议。英国首相丘吉尔经过反复权衡,致电罗斯福:“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

  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风云中,胡适把握了最关键的一刻,以至后来的局面大为扭转。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头一天,胡适正在纽约参加援华活动。与胡适私交甚笃的罗斯福总统打来电话,约胡适到白宫相见。胡适因赶不回去,翌日一早入白宫,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胡适,那两个家伙(特使)来过了,我已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请你告诉蒋介石委员长,请他放心。可是太平洋战事随时可能爆发,可能在菲律宾及关岛一带。”

  罗斯福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还是替中国着想?外人无法揣度,但他放弃了这个临时协定,无疑引火烧身。果然,胡适刚离开白宫回到使馆,罗斯福的电话便追过来了,对方用激愤得有些颤抖的声音说道:“胡适,Japs(日本人)对我们在珍珠港用海军空军一道开始攻击了。战事已经开始,请你打电报报告你本国政府。”胡适一听,预感暴风雨临近,珍珠港事件果真验证了他的预言。美国参战,世界战争格局将被打破,对中国来说,将有“翻身”的机会,那一刻,他如释重负。

  回顾四年外交生涯,胡适认为,“我从不曾开口向美国要过一个钱,要过一枝枪,我只是把真实的事告诉人家,把真实的道理告诉人家。”这种做法虽然过于君子相,何曾不是高明的手段?一般人常以为外交不厌狡诈,狡诈几乎是天经地义的。其实在某些情形下坦诚相对,更能获取人心,胡适的外交策略便是一个好的范例。当获悉胡适辞职,罗斯福总统不甚惋惜,他称赞“胡大使是中国最能干、最忠实的公仆(public servant)”。如此高度的评价,为胡适这个“政治票友”的外交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

  事实上,胡适那位有德乏才的太太江冬秀,极不赞成胡适从政,只希望他一心为学。她对丈夫的个性了如指掌,对官场的现象心知肚明:“说真话政府不愿意听,说假话,你不会,也不能保全你的人格。”胡适感激地说:“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

  还有什么比明大义识大理的女子更能赢得胡适的心呢?更何况,江冬秀还有许多外人不知的美德。胡适的婚姻曾是几十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的资料,一个提倡西学新思想的摩登洋博士,与乡下的小脚女人缔结连理,似乎并不般配。其实这都是外人的愚知浅见,鞋穿在脚上舒服与否,只有自己知道。学问的高低并不能作为衡量婚姻幸福的标尺。温柔贤惠,勤俭持家,体贴丈夫,心灵手巧,心地善良,这些美德江女士都具有;加上胡适的温文尔雅,对妻子相敬如宾,平等相待,全然没有夫权思想。这样的一对,连刻薄的张爱玲都不得不称赞:“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有人说,胡适与素未谋面,且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结婚,是一个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这是他一生的悲剧。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也对江冬秀不公平。胡适与江冬秀婚前从未谋面是真,但自订婚到结婚这十几年间,无论胡适身在国内,还是海外,他们鸿雁传书互赠照片,温火煲了十几年的情感之汤能说只是清水吗?谈了十几个春秋的恋爱,岂能说他们之间毫无感情?江氏为了成就他的学业,闺房苦候,13年的异地恋,到28岁方与胡适修成正果。现代女性有几人能做得到?难怪后来胡适说,于国家社会的问题我遵从西方,于家庭的问题我遵从东方。

  自从订婚之后,江氏接受了未婚夫胡适提出的放足建议,且开始读书识字写信,到后来竟然能读《红楼梦》,尤着迷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出身望族的她不慕荣华富贵,仗义疏财,做事泼辣果敢,爱为人打抱不平,常常将胡适寄来的钱周济亲朋戚友。她不沾抽鸦片,不出入社交场合,只是搓几圈无伤大雅的麻将而已。她心细如发,对丈夫体贴入微。有一次身在美国的胡适从妻子邮寄来的衣服兜里,发现了象牙掏耳勺。她还在他的领带下端,缝了个小拉链,里面藏了五美元。告诉他,如果遇上劫匪,可以用这钱坐计程车回家。胡适四十大寿,朋友前来贺寿,胡夫人当面赠以金戒,上刻有“止酒”二字,钱玄同被推为“戒证人”。这都是她关心丈夫智慧的表现。婚前从未下过厨房的江氏,婚后竟然能烧得一手地道的徽州菜。

  这位旧式妇女并不古板,却很有幽默感。胡适在北平时,每周日下午接见宾客;和尚、士兵、学生等无论什么人都可以不经预约前来请教,江冬秀笑称“胡适之做礼拜”。有一次叶公超来访,进门连说忘扎皮带了。胡夫人笑呵呵地说:“给你条麻绳吧。”她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适之造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地方少,给死人住的地方多。这些书,都是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也就是这位被众人贬称“大字不识”的“小脚太太”,将那些“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一一作成目录,妥善保存,并将大量书籍、日记、书信、文稿历经艰难辗转运到美国。胡适去世后,她担起了整理胡适著作的重任。她自己曾用铅笔写过自传,唐德刚评道:“不善述文,稿子里也别字连篇,但是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学;也是一篇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社会史料。”她虽称不上伟大,但是个当之无愧的“贤内助”。

  胡适和赵元任一样,是有名的惧内,但他俩都“以此为荣”。胡适还煞有介事地写了男人版的“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他甚至收集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文学故事、笑话和漫画来研究,发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里,只有德国、日本和苏联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这番考据使他得出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凡是没有这种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或集权的国家。

  并非胡适软弱,这恰恰体现了他开明和绅士之气度。他很早即反对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他说到做到,也以此勉励周遭的人。1960年,罗锦堂先生在台湾迎娶报人曹先锟之女曹晓云女士时,胡适先生因会议无法抽身,故委托人前来,赠以框裱之墨宝,以贺婚礼,上面是他亲笔所写《墨子•鲁问》中的两句话: 

  钩之以爱

  揣之以恭

  此书曾悬挂于罗府客厅中,朝夕相对,时时自勉。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有四十余年,罗先生对身体多病的妻子体贴入微,不离不弃,履行了这八个字。我对那八个字一知半解,尤其是“钩”字。罗先生解释说:“钩”和“揣”,原本是指战国时代楚、越两国在水上作战时的武器。但在这里,胡先生借此喻夫妇相处之道,意为夫妇之间,如不用“爱”来作“钩”的结合,便无感情可言;如不用“恭”来作“揣”,以稳定双方的情感的话,夫妻就会分离。所以,婚姻生活,既能交相“爱”,又能交相“恭”的话,才能长久,才不会因太过亲腻而生轻侮之举,以致伤害夫妻之间的和气。也就是说,夫妻相亲相爱,相敬如宾,才能白头到老,无睽离之患。

  胡适曾为浦薛凤的侄子写过贺婚立轴,上书: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胡先生说:“久而敬之这句话,也可以做夫妇相处的格言。所谓敬,就是尊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尊重对方的人格。要能做到尊重对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

  胡适夫妇育有二子一女,女儿五岁夭折。而自愿留在大陆的小儿子胡思杜,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堪批斗而自杀身亡,年仅36岁。唯长子胡祖望结婚生子,使他在一辈子的学术生涯之外,享有一段天伦之乐。罗先生慨叹:“老子太有本事,儿子就难成器,没有培养起来。有人曾考问胡祖望,三十六行的第一行是什么,他答不出来。”这问题让笔者脸红,我也答不上来,即请教,罗老笑呵呵地说:一耕二读三打铁。我点头称是,在古代社会,还有哪一行能取代农耕,成为第一行呢?

  196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倒在“中央研究院”举行的酒会上,猝然而死。一代哲人,从此与世长辞。在公祭典礼当日,约三十万人来向胡适作最后的告别。蒋介石以白话做挽联,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远在香港大学教书的罗锦堂先生得知恩师去世,悲伤不已,他特别用白话作了一首悼念恩师的挽歌,将恩师胡适一生的成就与遗憾都概括进去了。      

  敬悼胡适之师

  适之先生去世了。

 一代伟人,从此音容渺。身后是非谁能晓?

  把先生伟业从头道:白话兴,文言抛。日月高悬成永照。

  启后学,立规条。曾经把水浒红楼详研考。

  除旧根兮长新苗。民主、科学增时要。论大功有谁比先生高!

  只恨文哲两史未完稿。千古伤心成绝调。

  文史渊博,哲理深奥。谁能续得成?谁能写得好?

  “胡适很有名。”罗先生说,“这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而胡适真正的学问、思想、为人和成就统统被这个概念遮掩,被时间简化,简化到只剩下‘有名’二字。更可悲的是,许多人连他的名气,也是道听途说来的。究竟什么使他成名,全然不知。对胡适先生有兴趣之人,应回过头去看看他的著作。”

  胡适先生在文史哲各领域的学术贡献和影响,令人折服。作为一位思想的启蒙者,他将西方的民主、自由、科学等理念引入中国,终生秉持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斗士精神,尤其让人感到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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