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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的胡适真的是“投降派”吗?

发表时间:2018-05-20 11-05 作者:随风 来源:搜狐历史 【打印】 [浏览次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细,方针难定,日记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将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次日,他一面派遣中央军北上,支持宋哲元部“守土抗战”,同时电复北平市长秦德纯等,“应先具必战与牺牲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

    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在国民政府内外,都有一部分人积极主和,或者设法推迟大战时间。在国民政府内部,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为代表。他认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战准备至少尚须六个月。7月14日,徐永昌致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16日,徐致电阎锡山,“请为和平运动”。18日,通过魏道明转告外交部长王宠惠,“在能容忍的情势下,总向和平途径为上计”。何应钦同意徐永昌的意见,建议徐向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陈述。21日,徐永昌致函蒋介石称:“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系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 24日,他又向蒋介石建言,“勿忘忍是一件很难挨的事。”
   在知识阶层中,胡适、蒋孟麟等都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为此,胡适两次面见蒋介石。7月30日,他向蒋提出,“外交路线不可断”。8月5日,他向蒋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8月6日,胡适要求在大战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他在面交蒋介石的书面建议中提出: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胡适希望经过努力,能在中日间维持50年的和平。
 
  和战是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计,蒋介石不能没有矛盾。7月10日,蒋介石认为,日军挑衅,意在夺权卢沟桥,“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12日,蒋介石得知日本关东军已到天津,内阁宣言动员全国政界与产业界拥护阁议,感到“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当日下午,与汪精卫商谈时局。同日晚,蒋介石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作持久战,严令制止与日方的妥协行为。16日,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是,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表,何时发表,众议不一,蒋介石自己也犹豫不定。
 
  16日日记云:“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 17日日记云:“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 19日,蒋介石决定排除阻力,公开发表《应战宣言》,“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日记云:“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当日决定核发战斗序列。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他将之改称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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