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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党史谜案:王明还是康生 谁出卖了林彪堂兄?

发表时间:2017-04-04 10-04 作者:散木 来源:人民网 【打印】 [浏览次数:]

 核心提示:以上种种说法,特别是揭发王明、康生落井下石造成“东方旅社案”的,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一种带有“演义”性质的推论。如果要加以证实,需经过有关部门认真的核查,特别是公布相关档案。

林育南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散木,原题:“林家三兄弟”:毛泽东调侃说八路军三个师干脆由他们包了,节选
 
  林育南(1898—1931)是“三林”中的老二,他比林育英小两岁,比林彪大八岁。
 
  林育南在党内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及代理省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红旗日报》主编、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等。
 
  林育南是“三林”中最早的革命者,而他的革命启蒙人是恽代英。林育南很早就成为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甚至还参加过北京的五四运动。就在中共一大成立时,1921年7月,他还与恽代英等在林家大重新成立了旨在“企求阶级斗争、劳务政治的实现”的组织。待董必武、陈潭秋这两位中共一大的湖北小组代表返回武汉后,林育南随即庄重地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成立之后的一个“大手笔”——“二七”大罢工,林育南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林育南后来曾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和《中国青年》的主编,若干年之后又重返武汉领导湖北工人运动。在大革命的高潮中,1927年2月,他和刘少奇、李立三等发动了数十万群众,召开反英示威大会,并一鼓作气收回了汉口的租界。然而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明显走向低潮,继瞿秋白的“左倾”之后,李立三并未吸取教训,“左倾”迅速升温。难能可贵的是,此时的林育南头脑清醒,他对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颇有忧虑,并多次与李谈话,希望李能客观和实际地分析形势。可是被苏联城市革命模式冲昏头脑的李立三听不进意见,林育南只得转而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罗章龙、林育英、张昆弟等交换意见,以取得共识,借此抵消李立三错误的消极影响,结果竟受到李立三的指责和批判。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所谓“立三路线”的错误已形成,党的事业面临严重危机。林育南继续向李立三进言,同时又与观点相同的何孟雄、李求实等向中央反映情况,并建议重新改选中央领导机构。是年9月底,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这年冬天,中共中央决定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区举行,通知林育南赴中央苏区做大会的筹备工作。就在途中,国民党对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剿”,通往苏区的道路被封锁,林育南等人被迫潜回上海,他失去了在根据地继续革命的机会,也失去了与弟弟林彪会合的可能。
 
  林育南返回上海后,1931年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来人们称之为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次“小文革”,当时有相当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未到会或被排挤在会外。就在这次会议上,“立三路线”迅速升级为“王明路线”,还得到了莫斯科的青睐。与“立三路线”斗争过的林育南,又要面临一场更加残酷的党内斗争了。
 
 
  深怀着对中国革命的责任感,林育南等人不能听之任之,在党内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另外召开党的会议,并联名多人发表了反对王明的《告同志书》。王明等人则把当时在苏联甚嚣尘上的“大清洗”式的残酷党内斗争经验带了回来,认为不如此则是不革命或反革命,他们不容许有任何反对和质疑的声音。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何孟雄等分别在上海汉口路的东方旅社和天津路的中山旅社开会,就在会议进行中,他们几乎同时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和逮捕了(前者还包括龙大道、欧阳立安及“左联”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等)。这就是著名的中共党史上的一大谜案“东方旅社案”。一次事件竟使如此之多的中共机关遭到破坏,使如此之众的党内干部(皆为反对王明派别的人)遭到逮捕(其中数十人被秘密枪决),不可不谓蹊跷。
  原来,那天下午,一个租界的巡捕化装成茶房,走进了东方旅社的第31号房间,当他断定在里面开会的7个人都是共产党之后,马上向守候在外的巡捕发出信号。数十名巡捕一拥而入,将毫无防范的7人抓住,随后密探们又抓捕了后来到会的李求实(即李伟森)等人。与此同时,何孟雄及另外7人也在天津路中山旅社被抓捕。这次大搜捕整整持续了一夜,翌日共有36名共产党人落网。他们很快被移送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
 
  这是国民党特务在1930年代破获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杰作”,当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陈立夫前来劝降和处理。结果陈立夫费尽口舌,没有一人愿意改变自己的信仰。失望之余的蒋介石见劝降不成,指令就地处决。1931年2月7日深夜,何孟雄、林育南以及“左联”五烈士等共24人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鲁迅闻讯后悲愤地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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