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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不是个体行为,法西斯是现代性的癌症

发表时间:2019-08-31 14-08 来源:凤凰文化 【打印】 [浏览次数:]

     正如奥登称他的时代为“焦虑时代”那样,作为战后历史学人的奥弗雷在重新审视这个充斥着焦虑与危机的20年时,不由得感到了弥漫在电波、报纸与街角空气里的“病态”。这种病态不局限于现代性带来的大都市的紧张。奥弗雷的“病态时代”与马克·塞尔茨所指的“病态公共空间”或是“伤痛文化”更为接近。集体的暴力、可预期的大规模伤亡,甚至是对过往暴行的记忆,打破了公共与私人的界限,每个公民只得围绕在由伤口、尸体和暴政的景观所构成的社会中心。他们因此陷入了与当权者的共谋。

     奥弗雷将“病态”与斯宾格勒所刻画的“西方的衰落”联系起来。撑持西方现代文明的进步神话,在二战之前的二十年,在繁荣与衰退的交替之间被不断冲击。尽管奥弗雷未能像萨缪尔·海恩斯那样,为30年代的“奥登一代”书写一部文化史,但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知识分子的失败感受,并展现了“失败”这种情感的复杂质地。人们对过往的文明生活的怀旧、英帝国的式微,以及一战之后充斥着“厌恶、恐惧与自保”的社会氛围相互作用,促使着以汤因比与伦纳德·伍尔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重新审视旧有的帝国形式——罗马帝国与英帝国——让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人们,探索每一个经济个体在资本主义丧钟之下的非理性消费行为,同时也让弗吉尼亚·伍尔夫和T.S.艾略特为首的文学作者们,在现代主义运动的晚期风格中,寻找呼唤公众的声音。

     时代的焦虑使得“野蛮”、“围困”、“衰退”等词成为了当时出版界头条的常客。政府无法尽到保护民众、遏止战争的职责,而民众一方面需要强劲的政治力量的依托、另一方面又厌倦战争的暴行,在这矛盾的逻辑中,知识分子了解了自己与时代的脱节、和平运动陷入了瓶颈与困顿。席卷欧洲的法西斯阴影只是文明癌变的造影,奥弗雷借诗人赫伯特·尼克尔森之口,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警告:“战争的间歇充斥着徒劳无功与社会腐朽,整个时代窒息于弥漫在日常生活的瘴气之中,令人想到的只有‘责任感的缺失、毁灭的景象,还有通往解体的不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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