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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兰 · 托马斯(中)

发表时间:2019-07-30 17-07 来源:凤凰文化 【打印】 [浏览次数:]

     1936年4月,狄兰与凯特琳相遇,一见钟情。是老画家约翰(Augustus John)把自己年轻的女友介绍给这个爱尔兰诗人的。狄兰那又迷糊又热烈的性格,与凯特琳不同节奏的慵懒及暴烈的活力竟如此契合。凯特琳是邓肯式的自由舞蹈家,生长在爱尔兰,从父母婚姻破裂的豪宅逃出来后,过着自由放荡的生活。刚经历超现实主义时期的狄兰正心灰意懒,被凯特琳一把火点燃。第二次见面是在朋友家的聚会上,他俩公开调情,导致两个男人在停车场酒后斗殴,最后老画家把诗人击倒在地,带女友扬长而去。

 
     狄兰不甘心,接连不断给凯特琳写情书:“我并非只想要你一天,一天是蚊虫生命的长度:我要的是如大象那样巨大疯狂的野兽的一生。”凯特琳终于离开了约翰,投入他怀抱中。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俩都天真无邪,对世界存在的方式几乎一无所知,并且不在乎这种无知。这天性深处的共同点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同年7月12日,他们俩突然结婚了。他们在市政厅办理了登记手续,身无分文,没有亲友参加。如此仓促成婚,恐怕是狄兰担心再次失去凯特琳。他们没有家,只能到亲友家轮流借宿。当新婚夫妇头一次回到天鹅海镇,母亲看不惯凯特琳那身吉卜赛的服饰,不同意这桩婚事,他们只好搬到凯特琳母亲家去住。像以往那样,狄兰到处跟朋友借债。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以名望而非以尊严获得贫困;我尽可能做到的是保持贫困的尊严。”他还是多少有些进项,比如零星发表的诗作及书评的稿费。另外,美国新方向出版社的老板劳夫林买下其后五本书的版权,这样每周都有一笔津贴。他们用这笔钱在拉恩(Laugharne)租下一间渔舍。那里多种语言混杂,主要是威尔士人后裔,混杂着荷兰人、英格兰人和西班牙人血液。按狄兰的说法,那是个小镇中的岛屿,有人在开始工作前就退休了,其他人似乎“像威尔士吸食鸦片的人,在天堂半睡半醒”。
 
     对狄兰来说,拉恩简直就是天堂,又舒适又便宜,但唯一能把他们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的还是伦敦,而他对伦敦充满怨恨。在他看来,伦敦是个让死者不安宁的疯狂都市:“很多年我都不再想去伦敦。那儿的知识界头脑忙碌但一无所获;其魅力有一股山羊味;根本就没好坏之分。”
 
    1938年凯特琳怀孕了。压力越来越大,最让他们担心的是账单。在给朋友的信中,狄兰写道:“贫困让我懒散而心灵手巧。我不是那种好天气的诗人,或抒情的妓女,或等待涓流的闪亮的小碗,或刮胡子时用豪言壮语破了相的男人;我喜欢有规律的餐饮,一张桌一把尺——和三支笔。”
 
    在1939年“二战”前夜,狄兰出版了他的第三本诗集《爱的地图》(The Map of ove),包括几篇超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其中十六首诗中大都是重写的旧作。在和凯特琳相好后的两年半时间,他只写了五首诗。
 
    战争爆发,似乎是对狄兰本人及其诗歌权力的恶意攻击。幸好在体检时,医生诊断他患有急性哮喘而免去他服兵役。除了不去死,还要想法子活下来。而真正的麻烦还是债务,他必须凑够七十英镑,否则全家就要从漁舍被赶出来。在英国著名诗人斯班德(Stephen Spender)的呼吁下,作家们终于凑够了一笔钱,他渡过这一难关。
 
   而战争带来电影特别是纪录片的繁荣,可谓绝处逢生。狄兰自幼喜欢电影,曾在校刊上发表过有关现代电影发展的文章。他在一家电影公司找到份工作,周薪七英镑,后长到十英镑。除了写纪录片脚本外,还参加配音。战争期间,他先后写了十部纪录片。这一以视觉为主的新经验,为他的后期诗歌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使他从早期的抽象夸张的隐喻,转向一种更经济更精确更简朴的表达。
 
   他们住在伦敦一个单间公寓,家徒四壁。在1942年的一封信中,狄兰写道:“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挺好。我要的是社会,而非我自己,有个地方坐着有张床躺下;谁想要个丈夫和他拥有的东西呢?”狄兰白天忙着拍电影,晚上泡酒吧。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自食其力。
 
   一天晚上,狄兰因压力过大,陷于疯狂状态,把部分诗稿撕碎扔进垃圾箱。第二天凯特琳翻垃圾箱,抢救那些诗稿。她感叹道:“狄兰腐败了,完全彻底腐败了。我可救不了他,如果他不能自救的话,就让他烂掉吧。”
 
   战争结束了,继而是全面的经济萧条,很多人失业。英国广播公司(BBC)给作家和诗人带来一线生机。1946 年8月《图画邮报》的一篇文章中,把诗人混进的BBC 称作“啼鸟们的窝”。由狄更森(Patric Dickinson)主持BBC的诗歌节目,他把许多诗人伙伴召了进去,包括狄兰。但由于狄兰偶尔在播音时出现醉态,未能成为正式雇员。在诗人之笔的介入下,一种由BBC传遍世界的最优秀的英文应运而生。
 
   狄兰整天叼着烟卷,挺着啤酒肚,明显发福了。据一个朋友描述,他晚上泡在酒吧里,被一帮崇拜者团团围住,他们伸着脖子捕捉只言片语。“我说,再来一扎,” 他用来自腹部的低音说,一阵骚动,一扎啤酒很快就传过来。
 
    1946年,诗集《死亡与出场》(Deaths and Entrances) 问世,引起轰动,确立了他在英国诗歌界的地位。电影脚本和广播稿的写作,显然给他的诗歌带来变化——更清晰更透明了。特别是《十月的诗》,达到了一种悠闲与感观之美的平衡。这首诗孕育于战时,前后花了三年时间才最后定稿。
 
   由于凯特琳对钱满不在乎的态度和狄兰在管账方面的无能,债台高筑。他们借酒浇愁,吵架成了家常便饭。而英国经济进一步衰退,犯罪率越来越高,打家劫舍,穷凶极恶。生活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狄兰开始求美国的同行,帮助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对一个赞助人来说易如反掌,他要么让我和家人在纽约过豪华生活,要么在得克萨斯州找个狗窝。我最想做的是朗诵,图书馆,或在哈佛讲学。”他让新方向出版社请他去美国,并试图在弗吉尼亚大学找工作。
 
    在去大洋彼岸移民的等待中,狄兰度日如年。1947年初,他向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格林(Graham Greene)求援,并附上他的电影剧本。格林回信说喜欢他的电影剧本。感谢之余,他请求格林给他更多的机会还债:“我自然会写比这好一百倍的剧本,毫无问题。除了恐怖故事我还能写别的,我心甘情愿。”
 
    狄兰在BBC 一周广播一次,除了写专稿外,他也朗诵自己的诗作。这一威尔士游吟诗人的传统,对他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他写道:“朗诵自己的诗如同从口袋里放出猫。你总是会怀疑诗的音步是否过重、过生猛草率,而突然间,当环绕在诗人的舌头上时,你的疑惑就会烟消云散。”播音就像写纪录片脚本一样提纯他的诗歌写作。清晰是广大听众的需要,虽然他在广播中声称不可能过于清晰,而其过于复杂化的风格一次次让他陷入混乱中。正是私人吟咏与公共宣读之间的对比与差异,让他解开诗歌表达中的某些结。
 
   1947年1月,他从牛津写信给父母,告诉他们在新闻简报后是他主播的“今夜谈话”。很多人都觉得这节目有点儿古怪,特别是在新闻简报后。一封听众来信这样写道:“它一半热情,另一半让我想到的是从蒙昧主义者到装腔作势的人,从超现实主义喜剧演员到疯子。”狄兰全身投入工作中,几乎整整一年没写诗,而BBC付给他的工资又少得可怜。在BBC保留至今的档案中,多是他要钱的请求,未完成某项指定工作以及和财务部门吵架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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