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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有一天,回忆人生得一个人孤零零地开始

发表时间:2019-06-08 11-06 来源:凤凰网文化 【打印】 [浏览次数:]

   一个人对于故乡的记忆往往是不明确的,当别人问起你的家乡时,时常不知道要如何回答对方。而乡愁的泛起又总是明确、有指向性的,它可能会藏在相册中,也可能会隐匿在一碗粉里,也可能会在你闻到某种熟悉的味道时便展开。

  白先勇先生曾这样说道:“我到桂林,三餐都到处去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乡愁引起原始性的饥渴,填不饱的。”故乡留给人的印记有时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篇文摘来自白先勇先生的《我的寻根记》。从《玉卿嫂》里的大宅院到《花桥荣记》里的桂林米粉,文学落地现实,上个世纪的白府锦绣于只言片语中得到短暂修补,祖母祝寿的景德镇瓷碗、桂戏名角唱的《打金枝》,音容犹在,只是繁华已逝。

  这是白老的年少回忆,也是一群人的记忆,更是时代的印记。

  少小离家老大回

  文|白先勇

  去年一月间,我又重返故乡桂林一次,香港电视台要拍摄一部有关我的纪录片,要我“从头说起”。如要追根究底,就得一直追到我们桂林会仙镇山尾村的老家去了。我们白家的祖坟安葬在山尾村,从桂林开车去,有一个钟头的行程。一月那几天,桂林天气冷得反常,降到摄氏二度。

  在一个天寒地冻的下午,我与香港电视台人员,坐了一辆中型巴士,由两位本家的堂兄弟领路,寻寻觅觅开到了山尾村。山尾村有不少回民,我们的祖坟便在山尾村的回民墓园中。走过一大段泥泞路,再爬上一片黄土坡,终于来到了我们太高祖榕华公的祖墓前。

  从前中国人重视族谱,讲究慎终追远,最怕别人批评数典忘祖,所以祖宗十八代盘根错节的传承关系记得清清楚楚,尤其喜欢记载列祖的功名。大概中国人从前真的很相信“龙生龙,凤生凤”那一套“血统论”吧。但现在看来,中国人重视家族世代相传,还真有点道理。

  据我观察,我们家族,不论男女,都隐伏着一脉桀骜不驯、自由不羁的性格,与揖让进退、循规蹈矩的中原汉族,总有点格格不入,不过我们这一族,在广西住久了,熏染上当地一些“蛮风”,也是有的。我还是相信遗传与环境分庭抗礼,是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的两大因素。

  十五世,传到了榕华公,而我们这一族人也早改了汉姓姓白了。榕华公是本族的中兴之祖,所以他的事迹也特别为我们族人津津乐道,甚至还加上些许神话色彩……

从小父亲便常常讲榕华公的中兴事迹给我们听。我想榕华公苦读出头的榜样,很可能就是父亲心中励志的模范。我们白家到了父亲时,因为祖父早殁,家道又中落了,跟榕华公一样,小时进学都有困难。

   有一则关于父亲求学的故事,我想对父亲最是刻骨铭心,恐怕影响了他的一生。父亲五岁在家乡山尾村就读私塾,后来邻村六塘圩成立了一间新式小学,师资较佳,父亲的满叔志业公便带领父亲到六塘父亲的八舅父马小甫家,希望八舅公能帮助父亲进六塘小学。

   八舅公家开当铺,是个嫌贫爱富的人,他指着父亲对满叔公说道:“还读什么书?去当学徒算了!”这句话对小小年纪的父亲,恐怕已造成“心灵创伤”(trauma)。父亲本来天资聪敏过人,从小就心比天高,这口气大概是难以下咽的。

  后来得满叔公之助,父亲入学后,便拼命念书,发愤图强,虽然他日后成为军事家,但他一生总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在家里,逼我们读书,绝不松手,在前线打仗,打电话回来给母亲,第一件事问起的,就是我们在校的成绩。大概父亲生怕我们会变成“纨绔子弟”,这是他最憎恶的一类人,所以我们的学业,他抓得紧紧的。到今天,我的哥哥姐姐谈起父亲在饭桌上考问他们的算术“九九”表还心有余悸,大家的结论是,父亲自己小时读书吃足苦头,所以有“补偿心理”。

  会仙镇上有一座东山小学,是父亲一九四〇年捐款兴建的,迄今仍在。我们的巴士经过小学门口,刚好放学,成百的孩子,一阵喧哗,此呼彼应,往田野中奔去。父亲当年兴学,大概也就是希望看到这幅景象吧:他家乡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如果当年不是辛亥革命,父亲很有可能留在家乡当一名小学教师呢。他十八岁那年还在师范学校念书,辛亥革命爆发,父亲与从前陆军小学同学多人,加入了“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北上武昌去参加革命。家里长辈一致反对,派了人到桂林北门把守,要把父亲拦回去。父亲将步枪托交给同队同学,自己却从西门溜出去了,翻过几座山,老人山、溜马山,才赶上队伍。这支学生敢死队,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往武昌,加入了历史的洪流。父亲那一步跨出桂林城门,也就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从前在桂林,父亲难得从前线回来。每次回来,便会带我们下乡到山尾村去探望祖母,当然也会去祭拜榕华公的陵墓。那时候年纪小,五六岁,但有些事却记得清清楚楚。比如说,到山尾村的路上,在车中父亲一路教我们兄弟姐妹合唱岳飞作词的那首《满江红》。

  那恐怕是他唯一会唱的歌吧,他唱起来,带着些广西土腔,但唱得慷慨激昂,唱到最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他的声音高亢,颇为悲壮。很多年后,我才体会过来,那时正值抗战,烽火连城,日本人侵占了中国大片土地。岳飞穆兴复宋室,还我河山的壮志,亦正是父亲当年抵御外侮,捍卫国土的激烈怀抱。日后我每逢听到《满江红》这首歌,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到桂林之前,我先去了台北,到台北近郊六张犁的伊斯兰教公墓替父母亲走过坟。我们在那里建了一座白家墓园,取名“榕荫堂”,是父亲自己取的,大概就是向榕华公遥遥致敬吧。我的大哥先道、三姐先明也葬在“榕荫堂”内。榕华公的一支“余荫”就这样安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海岛上了。墓园内起了座伊斯兰教礼拜的邦克楼模型,石基上刻下父亲的遗墨,一副挽吊延平郡王郑成功的对联:孤臣秉孤忠五马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

一九四七年父亲因“二二八事件”到台湾宣抚,到台南时,在延平郡王祠写下这副挽联,是他对失败英雄郑成功一心恢复明祚的孤忠大义一番敬悼。恐怕那时,他万没有料到,有一天自己竟也瀛岛归真。

  我于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时离开桂林,就再没有回过山尾村,算一算,五十六年。“四明狂客”贺知章罢官返乡写下他那首动人的名诗《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我的乡音也没有改,还能说得一口桂林话。在外面说普通话、说英文,见了上海人说上海话,见了广东人说广东话,因为从小逃难,到处跑,学得南腔北调。在美国住了三十多年,又得常常说外国话。

  但奇怪的是,我写文章,心中默诵,用的竟都是乡音,看书也如此。语言的力量不可思议,而且先入为主,最先学会的语言,一旦占据了脑中的记忆之库,后学的其他语言真还不容易完全替代呢。我回到山尾村,村里儿童将我团团围住,指指点点,大概很少有外客到那里去。当我一开腔,却是满口乡音,那些孩子首先是面面相觑,不敢置信,随即爆笑起来,原来是个桂林老乡!因为没有料到,所以觉得好笑,而且笑得很开心。

  村里通到祖母旧居的那条石板路,我依稀记得,迎面扑来呛鼻的牛粪味,还是五十多年前那般浓烈,而且熟悉。那时父亲带我们下乡探望祖母,一进村子,首先闻到的,就是这股气味。村里的宗亲知道我要回乡,都过来打招呼,有几位,还是“先”字辈的,看来是一群老人,探问之下,原来跟我年纪不相上下,我心中不禁暗吃一惊。从前踏过这条石径,自己还是“少小”,再回头重走这一条路,竟已“老大”。如此匆匆岁月,心理上还来不及准备,五十六年,惊风飘过。

  我明明记得最后那次下乡,是为了庆祝祖母寿辰。父亲领着我们走到这条石径上,村里许多乡亲也出来迎接。老一辈的叫父亲的小名“桂五”,与父亲同辈的就叫他“桂五哥”。那次替祖母做寿,搭台唱戏,唱桂戏的几位名角都上了台。

  那天唱的是《打金枝》,是出郭子仪上寿的应景戏。桂剧皇后小金凤饰公主金枝女,露凝香反串驸马郭暧。戏台搭在露天,那天风很大,吹得戏台上的布幔都飘了起来,金枝女身上粉红色的戏装颤抖抖的。驸马郭暧举起拳头气呼呼要打金枝女,金枝女一撒娇便嘤嘤地哭了起来,于是台下村里的观众都乐得笑了。

  晚上大伯妈给我们讲戏,她说金枝女自恃是公主拿架子,不肯去跟公公郭子仪拜寿,所以她老公要打她。我们大伯妈是个大戏迷,小金凤、露凝香,还有好几个桂戏的角儿都拜她做干妈。大伯妈是典型的桂林人,出口成章,妙语如珠,她是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她有几句口头禅:

  酒是糯米汤,不吃心里慌。

  烟枪当拐杖,拄起上天堂。

  她既不喝酒当然也不抽大烟,那只是她一个潇洒的姿势罢了。后来去了台湾,环境大不如前,她仍乐观,自嘲是“戏子流落赶小场”。她坐在院中,会突然无缘无故拍起大腿迸出几句桂戏来,大概她又想起她从前在桂林的风光日子以及她的那些干女儿来了。大伯妈痛痛快快地一直活到九十五。

  祖母的老屋还在那里,只剩下前屋,后屋不见了。六叔的房子、二姑妈的都还在。当然,都破旧得摇摇欲坠了。祖母一直住在山尾村老家,到湘桂大撤退前夕才搬进城跟我们住。祖母那时已有九十高龄,不习惯城里生活。父亲便在山尾村特别为她建了一幢楼房,四周是骑楼,围着中间一个天井。房子剥落了,可是骑楼的雕栏仍在,隐约可以印证当年的风貌。

  父亲侍奉祖母特别孝顺,为了报答祖母当年持家的艰辛。而且祖母对父亲又分外器重,排除万难,供他念书。有时父亲深夜苦读,祖母就在一旁针线相伴,慰勉他。冬天,父亲脚上生冻疮,祖母就从灶里掏出热草灰来替父亲渥脚取暖,让父亲安心把四书五经背熟。这些事父亲到了老年提起来,脸上还有孺慕之情。

  祖母必定智慧过人,她的四个媳妇竟没说过她半句坏话,这是项了不起的成就。老太太深明大义,以德服人,颇有点贾母的派头。后来她搬到我们桂林家中,就住在我的隔壁房。每日她另外开伙,我到她房间,她便招我过去,分半碗鸡汤给我喝,她对小孩子这份善意,却产生了没有料到的后果。原来祖母患有肺病,一直没有发觉。我就是那样被染上了,一病五年,病掉了我大半个童年。

  我临离开山尾村,到一位“先”字辈的宗亲家去小坐了片刻。“先”字辈的老人从米缸里掏出了两只瓷碗来,双手颤巍巍地捧给我看,那是景德镇制造的釉里红,碗底印着“白母马太夫人九秩荣寿”。那是祖母的寿碗!半个多世纪,历过多少劫,这一对寿碗居然幸存无恙,在幽幽地发着温润的光彩。

  老人激动地向我倾诉,他们家如何冒了风险收藏这两只碗。她记得,她全都记得,祖母那次做寿的盛况。我跟她两人抢着讲当年追往事,我们讲了许多其他人听不懂的老话,老人笑得满面灿然。她跟我一样,都是从一棵榕树的根生长出来的树苗。我们有着共同的记忆,那是整族人的集体记忆。那种原型的家族记忆,一代一代往上延伸,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始祖伯笃鲁丁公的基因里去。

  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处去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乡愁引起原始性的饥渴,填不饱的。我在《花桥荣记》里写了不少有关桂林米粉的掌故,大概也是“画饼充饥”吧。外面的人都称赞云南的“过桥米线”,那是说外行话,大概他们都没尝过正宗桂林米粉。

  晚上我们下榻市中心的榕湖宾馆是我指定要住的,住进去有回家的感觉,因为这座宾馆就建在我们西湖庄故居的花园里。抗战时我们在桂林有两处居所,一处在风洞山下,另一处就在榕湖,那时候也叫西湖庄。

  因为榕湖附近没有天然防空洞,日机常来轰炸,我们住在风洞山的时候居多。但偶尔母亲也会带我们到西湖庄来,每次大家都欢天喜地的,因为西湖庄的花园大,种满了果树花树,橘柑桃李,还有多株累累的金橘。我们小孩子一进花园便七手八脚到处去采摘果子。橘柑吃多了,手掌会发黄,大人都这么说。

  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整座桂林城烧成了一片劫灰,我们西湖庄这个家,也同时毁于一炬。战后我们在西湖庄旧址重建了一幢房子,这所房子现在还在,就在榕湖宾馆的旁边。

  那天晚上,睡在榕湖宾馆里,半醒半睡间,蒙蒙眬眬我好像又看到了西湖庄花园里,那一丛丛绿油油的橘子树,一只只金球垂挂在树枝上,迎风招摇,还有那几棵老玉兰,吐出成千上百夜来香的花朵,遍地的栀子花,遍地的映山红,满园馥郁浓香引来成群结队的蜜蜂蝴蝶翩跹起舞——那是另一个世纪、另一个世界里的一番承平景象,那是一幅永远印在我儿时记忆中的欢乐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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