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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命运的,往往不是你做了什么事而是遇见了什么人

发表时间:2019-03-27 12-03 来源:凤凰网文化 【打印】 [浏览次数:]

   从2016年8月至2017年底,我的这段人生,在美国联邦监狱丹布瑞女子营地和美国监狱局为出狱犯人重返社会准备的半路家度过。

  《半路家》小说里的所有人物,是我在美国纽约监狱和白领女犯营地丹布瑞里遇见、相识或擦肩而过的女人们的综合。这部小说中所有人物、事件及故事,纯属虚构,虽然它带着我个人的心痛。

  刚开始执行刑期时,我被关在一个没有阳光雨露、通风极差的巨大水泥房里,我的灵魂被突然降临的苦难撕成碎片。那些天我的动作是机械的,大脑是空白的,心里在流血。人的肉体是那么脆弱,人的命运是那么无奈,生命似乎轻如鸿毛。每一秒钟我都在挣扎。如果不是牵挂远在北京的年迈父母,我大概已经结束了生命。

  上帝保佑,2016年深秋,我被转移到美国白领罪犯执行刑期的丹布瑞营地。

  有一天,我路过女犯宿舍去食堂吃饭,看见宿舍一个隔断的木板墙上贴着一张整版报纸大小的离别告示。丹布瑞营地是一扇不知疲倦的旋转门,几乎每周都有新人进旧人出,离别告示不足为奇。不过那天看到的离别告示,不同寻常。告示纸的背景,是一串枝叶交缠、难解难分的粉色小花。那一朵朵似开非开的小花纵横交错,全都痴情地仰着头,像一群渴望爱情的女孩的脸。这些美丽的小花之上,有一行用黑色圆珠笔写的告别词:“告别了,直到我们再见!”字字沉重,我惊讶于自己对这几个字的感觉。我还注意到,在大字的右下方,有一团缩在一起,像是被悲伤压弯了腰的小字,它们静静地藏在密密麻麻的留言里:“我最最亲爱的,请带上我和你一起,你是我的一部分。”没有留下名字。

  走的女人是谁?写字的女人又是谁?这两句带着浓郁感情色彩的留言,不停地在我的头脑里浮现。大约一个星期,我每天都故意经过那里,反复读着那几个字,直到这个离别告示被人揭下来带走。当我突然看到隔断的墙面空了,黑洞洞的隔断内,下铺的床上只有一块冷冰冰的蓝色塑料床垫,我突然难过起来。我开始不由自主地想象那个出去的女人,想象那个没有留下名字但留在营地的女人,想象她们是怎样度过空落落的日子,想象我听到和看到的营地女人们无望的关系和短命的爱情。

  是监狱又不像监狱的丹布瑞营地,总是保持着200左右的人数。这里关着政治家、金融家、律师、会计师、药剂师、大学教授、商人、毒品交易犯,包括各种与经济有关被惩罚的女犯。这里除了年龄、肤色、国籍、长相、高矮和语言不同,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样。这里只有刑期长短和案情、罪行的轻重,没有等级高低之分,也没有贫穷富贵之别。

  在这样的特别环境下,女犯们对千奇百怪的“关系”视若珍宝。“姐妹关系”“母女关系”“同胞关系”“同病相怜关系”“志同道合关系”,还有只可意会的“男女关系”。这种“男女关系”多半是帕拉图式的,有名无实,但是爱意浓浓。所有这些形式复杂、难以准确贴上标签的关系,像一只只漂在水面上的救生圈,维系着女犯们命运的沉浮。它让落水无救的女人们有了活下去的希望;让每一个早晨带有希望,每一个夜晚藏有温存;让每一滴眼泪有人托接,每一个伤口有人包扎。这些关系把日历一页页翻过,提醒女犯们,她们再次回到人间的日子,一天天接近。

  就在我注意到那张离别告示的那几天,像往常一样,我戴着耳机沿着操场跑道行走。耳机里突然传来一个女人优美浑厚的声音。歌词里浓浓的遗憾感,随着每一个字,像墨滴落在宣纸上,在我的心头洇开。我好像听见两个女人在对话,一个有声,一个无声;一个有形,一个虚幻。这首歌让我看见女犯墙里墙外纠葛缠绵的遗憾人生。

  我快步走回营地的电脑房。我在给女儿的邮件中,详细解释了这首歌播出的时间和哪个电台,希望她能够帮助我找到有关这首歌的一切信息。三个小时之后,女儿回复了我,这首歌叫作“Hello”,唱歌的女人叫Adele。

  我开始寻找这首歌。我用邮票和一个拥有MP3的女孩交换,戴上她的耳机,每次可以听几遍。每次我都听得泪流满面,每次听完我就写下我的感觉。这些感觉,就是小说《半路家》的基础。从动笔到写完这本书,特别是离开营地后我可以自由地用电脑写作,听这首歌,总是我每天动笔前一定要做的事。即便今天,书已经交给了出版社,我的肉体已经可以随愿四处游走,但是每当听到这首歌,泪水会随着心痛流出。

  2016年底,我开始动笔写作。每周七天,从不停歇。写作,拯救了我。我每天与纸笔为伍。写作,让我忘了身在何处,让我的美国监狱生活,弥漫着文学的芬芳。

  完成这部小说,我用干了无数支圆珠笔。当我整理东西准备离开丹布瑞营地时,除了亲人朋友寄来的信、卡片和照片,签满了各国文字的送行海报,就是我视为生命的两寸多厚的手稿,和一支作为纪念的用干的圆珠笔。这支笔随时提醒我,物质生活可以简单到零,只要有笔,你的精神世界无限丰富。

  坚持写完这部小说,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私人原因。动笔的时候,我计划在2017年5月母亲节那天完成。我要让这份近400页的手稿作为母亲给女儿的毕业礼物,寄到女儿手中。这个念头一直激励着我。2017年5月17日母亲节这天,我如愿写完了小说最后一个字。5月26日那天,当女儿以全A成绩毕业,并获得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奖励优秀学生的“Phi Beta Happa”奖和其他奖项的那天,我的手稿复印件也在同日寄达。《半路家》试图将美国女犯监狱内外的遗憾人生,以人类实现理想最具有强烈推动力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反映比女犯表层伤痕更为深刻、意义更为深远的美国社会问题,从侧面表达我对美国司法改革的期盼。欣慰的是,2018年12月20日,美国参议院以82比12票通过刑事司法法案,这一法案将对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实施相对温和的改革。

  在《半路家》小说出版之际,我不能不感谢在过去几年里,把我苦难的心握在他们手里,用指缝里可能或允许流出的温暖,鼓励我向前向上的人们。

  他们是:我的律师Christine Chung、Isabelle kirshner、James Glasser,他们曾是我的灵魂保护者。他们也是:我被保释期间美国政府指派的心理医生、管理官员,营地里的护士,那位给我挡风雪绿大衣的男警官,那位当我解释为什么要把400页手稿寄到女儿手里时眼眶里涌出泪花的女警官,还有那位知道怎样用自己善良的笑容融化我心里冰霜的营地女管理人。还有我的几位女狱友:鼓励我写作的J、R和M;悄悄在我的枕头下塞自己省下的橘子,包括12个月我唯一吃到的一个猕猴桃和两个李子的E。还有我的下铺,她总是将自己买的食物从厨房里换到的沙拉分给我一半,教我怎样用毛巾挡住塑料盆,快速将满盆的绿叶子塞进肠胃,以缓解我便秘之苦。特别是时刻鼓励我并借钱帮助我还最后一笔律师费,并每天创造笑声的我的同胞F。虽然也许我永远不会再有机会见到以上不便提到姓名的人,但是他们给我的那丝温暖和他们隐隐的面相,将和这本小说一样,永远存活在我的记忆里。

  在这里我想把我感激的心,捧献给将家里的房产作为抵押,将我保释出狱的那四位美国人。还有给法庭写信的中国亲友、澳洲和美国亲友们。那几十封信曾是我的精神支柱,他们的信任是我今天的指路明灯。不辜负众望,是我今生最要紧也最要记得的话。

  最想说声感激但无言可尽情,无词可形容,是对我的恩重如山的父母亲大人、我挚爱的女儿、我60年相识的发小、我忍辱负重的丈夫和我澳洲的亲人们。他们的大爱,如每一天升起的太阳和月亮,伴我生存同行。

  借此机会,我还想感谢我的英国朋友Edward Allen和我的编辑。他们用最单纯的心体验这本小说的沉重,协助我将中文稿翻译成英文,用最真诚的职业态度表达他们对小说的意见,用最有效的方式辛勤地工作,用最朴实的语言鼓励我写下一本书。想到他们,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心里的故事往外蜂拥。

  《半路家》小说中文版的部分版权费,将捐献给纽约非营利机构Children of Promise(向孩子的承诺),以感谢他们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拉着我的手,帮助我走出昨天,走进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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