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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要知道,文人是在意钱的

发表时间:2019-03-23 11-03 来源:凤凰网文化 【打印】 [浏览次数:]

   导读]文人与商人的关系,自古便有争论。本文作者认为,尽管“文人不爱钱、武官不惜命”的思想影响深远,但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明清之际崛起的商人群体及其重利趋财的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带来直接冲击。道德不再作为实现个人价值与否的唯一标准,社会日渐倾向以财富为衡量尺度,文人的傲慢与优势地位在商人面前逐渐丧失,商人成了文人的买主,而文人也对商人投桃报李。到了民国时期,文人与商人的同盟关系并不少见,随着文人逐渐摆脱仕途经济和王权宗法的束缚以及原有的经济庇护,他们成为可以出卖才智的自由人。当代大抵也是如此,文商合作或文人自己经商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金庸就曾经评价自己是一流老板。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明初有个人,叫王绂,是个画家,所画墨竹“明朝第一”。

  有次王绂住在京城客栈,半夜听到邻居家有萧声传来,萧声清脆响亮,王绂听得入迷,乘兴画了一幅竹石图。第二天一大早,王绂登门拜访了吹箫的人家,并把竹石图送给了对方。

  那人是个富商,大喜过望,次日带着画跟厚礼拜访王绂,请求王绂为画题几个字,好装裱起来。王绂一听,大怒,“凡夫俗子怎么配拥有我作的画。”说完王绂马上向商人要回画,一口气撕了。

  此事被叶盛记录于《水东日记》中。

  关于文人鄙夷商人这事儿,既是文人又是商人的张潮问了个问题,“文人每好鄙薄富人,然于诗文之佳者,又往往以金玉、珠玑、锦绣誉之,则又何也?”

  这意思是,文人喜欢鄙视富人,那为啥一看到美妙的诗文佳作,又往往以金玉珠玑锦绣等物来赞美呢?

  张潮的好友江含徵说了句大实话:“富人嫌其悭且俗耳,非嫌其珠玉文绣也。”文人讨厌的,是又俗又小气的有钱人,而不是钱本身。

  张潮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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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含徵说的没错,文人也爱钱。

  前面说到的张潮,出身富商之家,他就说过,“境有言之极雅而实难堪者,贫病也”。穷这件事,说起来风雅,实际上,谁穷谁难受。

  谢海翁对此心有戚戚焉,“物有言之极俗而实可爱者,阿堵物也。”钱这东西,说起来俗气,但却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东西。

  这场关于钱的讨论发生在清朝,那时候商品经济发达,哪怕是文人也不讳言对钱的热爱。但在明初,传统价值观仍旧是以伦理道德为衡量标准的。它强调“贵义贱利”,认为对利益的追求必须受到道义的制约,否则会为“君子”所不齿。而商人天生逐利,碍于传统伦理观念,文人不得不在表面上对商贾和金钱报以鄙夷的态度。

  明中叶以后,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商人群体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奢侈的消费方式吸引了整个社会的目光,而他们重利趋财的价值观更不断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文人的傲慢与优势地位在商人面前逐渐丧失。

  《金瓶梅》第49回写了个事儿,两淮巡盐御史蔡蕴到西门庆家做客,西门庆不仅好吃好喝招待,还叫妓女董娇儿好生伺候。一夜风流后,蔡蕴赏给董娇儿一两银子,外头用红纸大包封着。

  有趣的是,当董娇儿把红纸大包拿给西门庆看时,西门庆笑着说,“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签了。”说完叫妻子吴月娘拿五钱银子给了董娇儿。

  蔡蕴出身寒门,哪怕考中状元当上御史,一两银子对他来说也是大钱,所以他郑重其事地用了红纸大包;董娇儿跟着西门庆什么没见过,一两银子她瞧不上;西门庆表面上为蔡蕴开解,话里话外却流露出鄙夷之意。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晚明,道德不再作为实现个人价值与否的唯一标准,而日渐倾向以财富为衡量尺度。明代小说《醒世恒言》中,作者借吕洞宾之口感慨:

  “出家人尚且惜钱如此,更有何人不爱钱者?”

  一方面是明后期拜金主义的盛行,一方面,却是士人生计的困窘。

  明后期科举危机日益严重,据顾炎武记载,明末全国生员50多万人,比明前期仁宗时增长了17倍之多,然而成化至嘉靖年间,乡试录取率平均在3.95%,隆庆以后更降至3.1%,大量士子沉滞于社会,成为待业青年。

  即使获得一官半职,情况也没好多少。明代官员俸禄始定于洪武四年,洪武十三年重定,到了洪武二十年再次重定,这次所定的俸米数,成为明朝官俸的“永制”。到明末,消费水平提高,俸禄却不变,文人不得不想办法搞创收。

  本雅明曾这样描述过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明白文人的真实处境:他们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

  对文人来说,商人在这个时候成为了他们的买主。

  据《山樵暇记》记载,正德年间,江南的一些富商为了让翰林名士给他们写墓志铭或传记,稿费开到二十两甚至四五十两。其中最出名的一个撰稿人,叫王世贞。

  王世贞是明代文坛领袖,又出身显赫,祖父父亲跟自己都是兵部侍郎。由于王世贞在文坛政坛的地位,大把商人拿着钱请他写文章。据统计,王世贞一共为商人写了64篇文章,他本人更是把书商童某引以为“千古知音”。

  对于这事,另一个职业撰稿人钟惺有如下评价:

  “富者有资财,文人饶篇籍,取有余之资财,拣篇籍之妙者刻传之,其事甚快,非唯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

  简单来说,富人有钱,文人有才,富人求名,文人求利,这事儿就这么成了。

  所以有次王世贞跟詹景凤在同游瓦官寺,王世贞说啊,徽州商人一见到苏州文人,就像苍蝇闻到膻味,恨不得扑上去。詹景凤回了一句,可是苏州文人一见到徽州商人,也像苍蝇闻到膻味一样扑上去。王世贞一听,笑而不语。

  王世贞是苏州人,詹景凤是徽州人,苏州多名士,徽州出富商。本来只有苏州人看不起徽州人的份儿,但在商人群体与文人阶层交往频繁的晚明,哪怕是文坛领袖王世贞,因为拿人钱财替人写稿,面对詹景凤的呛声,也只能笑而不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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