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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要趁早,趁有生命力的时候

发表时间:2019-01-21 12-01 作者:随风 来源:凤凰网文化 【打印】 [浏览次数:]

   哈金提议去湖边走走。梭罗的瓦尔登湖,离波士顿半小时车程。他没有智能手机,不知Google Map,翻开庞大的印刷地图,确认2号路的转弯处。

  瓦尔登湖比我想象的小得多,只要努力,我似乎也可以游一个单程。梭罗的小屋遗迹犹在,你可以辨清火炉、床与书桌的位置。

  “我独自生活,在林中,离任何一个邻居都有一英里。 ”遗迹的铭牌上引用了《瓦尔登湖》中的一句。我从未对梭罗的隐居岁月产生过特别的兴趣。相较而言,新英格兰的文人中最吸引我的是爱默生。比起梭罗遁世式的反抗,我更钟情爱默生式的呼喊。他要唤醒仍在沉睡的美国精神,把它从对欧洲的精神依赖中解放出来。年轻时,我也曾希望扮演类似的角色,颇用心地读了他的那些雄辩滔滔的散文,着迷于其中神性与人性混合的崇高感。

  我没对哈金说出这些。面对他,我总处于一种放松与紧张并存的情绪中。放松源于他宽和的性格、缓慢的语速、英语发音中仍然浓重的中国口音,当然还有他东北孩童式的笑声。紧张则是对自己深切的不自信,我担心自己无法被作为一个严肃的同行对待,更重要的是,不能就他最钟情的诗歌展开交流。忘记是在哪里读到的,他说唯诗歌、小说才是真正的文学,散文、评论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常是迫不得已之作。我偏爱的却是后一种。 

  2008年夏天,我在香港第一次遇到他。我们都是书展的演讲者,有几次共进晚餐的机会,我记得他罕见的谦逊,还有清晰的立场.,他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我读过他的《等待》,完全被他洗练的语言与文字间的情绪所折服,那种政治严寒之中的个人世界,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似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充分又富有节制地表现过这样的中国。考虑他三十多岁后才开始用英文写作,这成就更显惊人。我也记得他说起《等待》的书稿,修改了四十遍。那年的香港书展,除去一贯的炎热气氛,我也模糊地意识到一种新时代情绪的来临。

  接下来几年,我再没有见到他。但仍陆续读到他的长篇、短篇集,它们不再让我有初遇《等待》时的惊喜,却保持了一贯水准。对我而言,英文原作总比中文版更有吸引力,不知这是缘于语言的陌生感,还是我恰好能在他的英文中找到节奏感。在一段时间里,这种节奏感是我的镇定剂,每当我觉得内心烦躁时,常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他的书,读上几段。他的作品像是个诚实、镇定又疏离的老朋友,陪你不急不慌聊上几句。偶尔,这也激起你不恰当的雄心,你也可以这样写。他的英文写作,似乎充满了你熟悉的中国味道,而且没什么生词。

  康拉德的英文怎样?纳博科夫的节奏又是如何?哈金常被归入这个行列,他们都来自另一个语言系统,最终以英文小说闻名,为英语书写增添了元素。我们绕湖一周。梭罗时代的孤独感早已消失,情侣们在水中接吻,少妇在沙滩上读书,旁边有儿童在奔跑。哈金头戴Red Sox的棒球帽(我忘记问他,是否也是棒球迷),穿蓝色竖条衬衫,用一把大伞做手杖。“余华压根不愿意迈步子,阎连科倒是走满了一圈”,他喜欢带朋友到此地,也是尽地主之谊。自1985年来布兰迪斯大学读书以来,他在美国已经生活三十年,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波士顿。他曾以为拿到博士学位,就可以回国做一个英美文学的教授,业余还可以做翻译。后来他不仅留在美国,还准备进行一场“鲁莽”的试验,不仅移入一个新的社会、自然环境,还要移入它的语言深处。他竟成功了。他常觉得自己身处两种文化的边缘,但此刻,他为两种文化都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在湖畔,我们的谈话跳跃,他说起村上春树语言中的音乐感;说起布罗茨基,他承认这个俄国流亡者的散文很了不起,却不太看得起他的英文诗歌中刻意的押韵,也觉得他过分轻浮,把与一个希腊女人的床笫之欢也写入文字中,我略显迟疑,为什么不能写?还有宇文所安天才的唐诗研究,他自己也正着手一本李白的英文传记,他最初的文学兴趣正是来自黑龙江小镇上读到的唐诗。

  我们也说起了林语堂。哈金不仅属于康拉德、纳博科夫的传统;也属于容闳、林语堂的传统,他们都是中国人的英文写作者,尤其是后者,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风靡一时。如果放在更大的一个范围,还有谭恩美、汤婷婷等,他们都是中国经验的书写者。他们的题材与风格也象征了中国的变化。林语堂描述的是一个深陷民族危机,却有强烈文化魅力的中国,谭恩美们描述的是那些广东移民神秘的、风俗式的东方经验,而哈金的书写主要集中于国家意志与个人选择间的紧张关系。

  “林语堂能量大”,他说起后者浩如烟海的写作,他在中美间的外交作用,他编纂的英汉词典、发明的中文打字机,还有刚刚发现的《红楼梦》的英译稿。在中国,林语堂常被弱化成一个幽默散文作家,或许还不是最好的那一类。

  “在中国,人们讲究才华,在这里,能量(energy)才是关键”,哈金说起他初来美国时教授的话。比起写出漂亮的句子、段落,那种持续性喷涌的创造力才是关键。

  许知远:我们先从对中国的记忆开始谈吧,您离开中国应该已经整整三十年,对山东、东北这些个人化的记忆现在还浮现得多吗?

  哈金:很多啊,特别是东北,我小的时候基本在东北长大,北方那种风土习惯,还有地域、景观、街道,还是经常想起来。做梦也经常回去。比如说有一个叫亮甲店的小镇,我在那儿长了十三年。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回去过一趟,发现那个镇子怎么变得那么小,几步就走到头,但小时候就觉得很大,空间感觉不一样。最近我弟弟又回去了,说那里都变了。

  有时候记忆也是模糊的,或者说记忆它本身也在被创造,有些东西一不留神就出来了。我知道我是在金州出生的,但那个房子肯定早早就没了,但我记忆中好像还有个房子在那里,好像就在公安局对面吧,因为我妈在公安局工作过一段时间。

  许知远: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过对乡愁(nostalgia)的质疑,您怎么看这个概念?

  哈金:从理性来讲,我们汉语所说的乡愁里面的“乡”已经不在那儿了,就算回去也不在那儿了,你也不属于那儿。人变了,乡土也变了,什么都变了,你不可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里,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但说到我们的感情,是我们自己在变,逝去的青春和年华已经不可挽回,从内心出来一种依附感,但没有实际的参照,只是自己的一种情感而已。

  许知远:过去二十年您主要靠英文写作,近几年又开始用中文翻译自己的小说。您的写作跟语言的关系是怎样的?

  哈金:我自己一直说汉语是我的第一语言,也是我的母语,语言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因为我出来的时候已经29岁了,英语说shaped,已经塑造成形,很多情况并不是我们自己想不想,而是实际的问题。比如说,我主要翻译的是短篇,就是因为有的杂志需要短篇,但短篇翻译根本就不赚钱,不像长篇字数多,没有人愿意做,所以短篇小说最好自己翻译。我最近用汉语写诗,不是说我一定要回到汉语,而是我觉得从这儿起步,基础比较稳一些。我还可以重新用英语写,让这些诗在英语里出现,会比较新鲜。

  所以实际上都是从具体的小事考虑,不得不这么做。

  许知远:那二十年英语写作的经验怎样塑造了您的思维和理解方式?

  哈金:就是比较理性,想问题不能含糊,说什么事情一定要有根据,而且每句话当中一定要有内容,有信息。不像汉语,往往有的时候你的辞藻有文采,就略过去了,但英语得讲究,好的文章就是每一句都增加分量,增加内容,这一点很重要。

  许知远:这两种语言最重要的区别在哪儿?

  哈金:英语特别讲究。它甚至和别的语言也不一样,是一种比较硬朗的语言,就是要承载内容的语言。比如用意大利语写歌剧很容易,开元音讲究情感,而英语没有这些东西。

  许知远:诺曼·马内阿也说过这个问题,他刚来纽约的时候最不适应的就是语言。把他的作品从罗马尼亚语翻译到英语,很清晰,但罗马尼亚语里那种模糊的、暧昧的东西都消失了。

  哈金:是。汉语里有些东西如果用英语翻译过来,你就会觉得很蠢。比方说万箭穿心,心本来就这么大,怎么能承受住一万支箭呢?要想翻译这个词,你只能说十几把锥子扎心。英语如果不讲究理性,别人会觉得你胡说。

  许知远:也有人把您和康拉德、纳博科夫放到这个传统里来看,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英语写作?

  哈金:他俩不一样。康拉德基本不怎么会说英语,他写作的英语因此也特别书面,但因为他懂好几种语言,包括波兰语、法语,所以他的英语同时也非常强壮、优美。纳博科夫因为康拉德语言的这种书面性而有些看不起他,觉得这完全是礼物商店里的东西。他与康拉德不一样,纳博科夫最大的优点是幽默和俏皮,他能玩。其实他也是书面英语,但俄国人喜欢双关语,纳博科夫用很多双关语,在英语中本来都是不让用的。一开始他的朋友艾蒙·威尔森(Emon Wilson)就说,在《纽约客》《大西洋月刊》这种杂志没有人像他这样写作。但他继续做,做着做着就成了他的风格,他打破了一个传统上禁止的界限,他也因此成为他们那批人中的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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